抗战期间，中国**党开始从延安走向世界；抗战胜利，中国**党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国民党中国”和“**党中国”比肩并存，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国际资源。**应邀赴渝，是对蒋介石企图利用国内国际形势迫使中共就范的一次“反冲锋”，目的是击碎蒋介石的政治进攻、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

抗战胜利前后国际国内新动向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战乱不止。抗战胜利，老百姓最大的忧虑是内战。1945年7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称“全国人之心情，乃惊惧内战之爆发”。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再次呼吁各方牺牲成见，顾全国家，坚决排除一切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大公报》在6月13日向全国提议：“希望朝野上下，全国一致，都要有一个坚决的概念，就是：反内战。”8月3日，《大公报》再次高呼：“我们害怕内战，厌恶内战，反对内战。”不久，中国民主同盟对外发表谈话称：谁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国际上，二战期间形成的美苏合作关系体现出强大的惯性，美苏都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分刺激对方。美苏两国对华政策一致的地方在于：通过促“和”避“战”，保障各自在华利益的实现，抑制对方在华扩张，维系二战后期构建的雅尔塔体系。

1945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有限度地支持国民政府，压蒋和共，而不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945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指出：“国共两党本身情势之发展，非战争无法解决，但美国除对日本作战外，别无继续作战之兴趣。”7月9日，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提出：“美、苏、英必须坚定地团结起来，强制国共双方作出现实主义的妥协，实现两党联合。”8月，美国答应用军机、军舰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但同时强调，“仅限于遣返日本人的需要”登陆烟台，以示对中国政府援助之有限度。11月，驻华美军总部通知国民政府，不愿再继续为其运兵赴平津登陆，“此乃表示不参与中国内战之意”。

而苏联在对华问题上，执行的是双轨政策。为兑现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在华权益，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美国人和蒋介石承诺：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游说中共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劝说**赴渝。但这不意味着斯大林要抛弃中国**党，更不意味着要支持国民党消灭**党。斯大林既要履行中苏条约的义务，又不会背弃中国**党这一潜在的战略盟友。苏联一方面督促**去重庆，且在重庆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竭力避免给美国和国民党留下支持中国**党的印象。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对**、**到访苏联大使馆并不热情，并婉言拒绝了**希望苏联为**的安全提供保障的请求。同时，彼得罗夫一再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而另一方面，为抵制美国染指东北，苏联利用种种借口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对中国**党在东北的发展进行暗中援助。胡乔木回忆说：“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悄然的，不公开。”唐纵则指出，“满洲的事态表明，尽管有了中苏条约，中共仍然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暗中支援”。

蒋介石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国民党内的斗争中，蒋介石有很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验。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国民党拿到了苏联“不向中国**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的保证。而之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中国战区（除东北外）的日军需向蒋介石投降。蒋介石垄断了合法的受降权。在“利好”的形势下，蒋介石捕捉到了利用国内外政治形势迫使**党就范的机会。

同时，蒋介石注意到，自己的军队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不利于对日占区的接收；而**党却因为坚持敌后抗战而占有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在接收方面占据优势。为麻痹**党，同时为自己在战后的接收中争取时间和国际援助，蒋介石决定邀请“二十年来唯一的敌人”**赴渝和谈。这是伐谋之策，既顺应了国内国际形势，更将“和”与“战”的选择权抛给了中共。《大公报》对此评论说，感到了“一片祥和之气”。

为进一步压制**党，充分表达自己和谈的“诚意”，国民党通过自己的宣传机器向**党发起了政治冲锋。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这三封电报的主要内容都以要闻的形式刊登在《**日报》的显要位置。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的惠然一行；他对**的到来“期待正殷”，而**则是“行旌迟迟”。8月21日，《**日报》还就此专门刊发了《内争不容再有》的社论，社论开篇就指出，抗战是胜利了，但只有统一才能保证胜利的成果，而“统一问题的焦点，无可讳言的是中共”。社论最后说：“‘内争不容再有！’毛先生应无异议，我们要请毛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争，以事实来慰藉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延安，静待**作出选择。

**的针锋相对：“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在抗战胜利之时，**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内战积极准备。“蒋介石总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一度要求做好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准备（这些都是国民党以前统治的核心地区）；同时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不要听蒋介石“原地待命”的命令，而要“猛烈扩大解放区”。

但**和中共**也时刻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苏联参战，日本宣布投降，中共**立即指出，必须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国共谈判的恢复。面对蒋介石大张旗鼓的三次电邀，**认识到，只有自己亲身赴渝，才能“打破蒋之企图争取国际国内之舆论”。1945年8月2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道，“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美、英、苏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在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支持**去重庆，提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返回延安后，**指出，无论是蒋介石的相邀还是他的应邀，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二人都是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对己有利的决策。**进一步谈道，“‘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应邀谈判不是迫于国内外势力的无奈之举，而是中国**党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冲锋发起的一次“反冲锋”。

通过这次“反冲锋”，中国**党展示了自己的谋略和胆略。**常说，国共反映美苏，反之，美苏亦影响国共。美国没有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是压蒋和共；苏联虽然受限于中苏条约，但并未抛弃中国**党，采取的是双轨政策。蒋介石的“相邀”是谋略，**的“应邀”亦是谋略，均是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因应。这次“反冲锋”，亦让世人见识了中国**党人的胆气。抗战胜利初期，中共政权仍然是国民党反动的**政权下的革命政权，国民党相邀和谈不过是鸿门宴——蒋介石一度考虑将在渝的**扣押、审判。临行前的**让刘少奇代理中共**主席，自己则做好了“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的准备；同时他告诫部下，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对来犯者，“不要轻打，打则必胜”，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面对敌人的挑战，中国**党敢于应战，从不怯战。

**赴渝和谈，最大限度表达了中国**党追求和平、团结的诚意，体现了中国**党的大党风范和大党担当。1945年8月29日，**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大公报》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翩然来渝”，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蒋毛“重行握手”，应该认真演出“这幕大团圆的喜剧”。此前，为电邀**而大造声势的《**日报》，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轻描淡写道：“**昨抵渝。”其语气极端轻蔑，连“先生”二字也省了。前后“落差”如此明显，说明电邀和谈更多的是政治作秀。

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党迫使国民党“即行承认”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重大问题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等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中国**党重新拿回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和道义上的制高点，其和平民主的诉求更广为人知。8月30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非常肯定地说：“得天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