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为人类构建新型现代性思想，进而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造成的发展困境提供了实践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以旧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当前学界较为全面地探索了《资本论》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尚未充分挖掘其中隐含的新型现代性思想。实际上，《资本论》现代性批判思想蕴含着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萌芽，主要体现为：一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深刻认识中隐含着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应当注重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观点；二是在揭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单一化、片面化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树立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彰显了新型现代性思想的价值追求。从《资本论》关于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观点出发，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应围绕以下四个关键方面展开：其一，新型现代性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决定了现代化建设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二，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其三，应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使其服务于社会整体发展；其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托制度创新和治理效能，全面推动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
“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进程，其形态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现代性理念，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目标取向和实践方案，并在实践中演化出多种形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等领域带来系统性问题，探索一种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益成为全球共识。**总书记就曾多次强调：“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现代化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重塑。作为“不同于并且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也蕴含着某种新型的现代性思想。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中提炼出关于“现代性”的系列观点也逐步成为学界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解的重要学术工作。为了与西方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思想相区别，诸多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称为“新型现代性”,并在“新型现代性”的内涵、逻辑和实践价值等领域展开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大量批判西方现代化及其背后的现代性思想的理论观点，因而成为学界推进“新型现代性”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现代社会的“以太”,“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对于“资本”的考察是现代性思想研究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并创作了《资本论》,其中关于资本的理论观点成为研究“新型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将《资本论》视为“批判”现代性的一部专著,难以关注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现出的构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取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型现代性”,但其在《资本论》中不仅考察了资本的消极面，也历史性地肯定了资本的积极作用，提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使得从《资本论》中挖掘出新型现代性思想成为可能。对此，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认为建构新型现代性思想需要考虑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二是认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需要建立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最终要扬弃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然而，既有研究多运用《资本论》个别观点丰富新型现代性的内涵，尚缺乏从《资本论》的整体视角对新型现代性展开考察。
为了接续推进学界以《资本论》为文献基础构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相关研究，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继续这一研究工作：一是探讨《资本论》与现代性的百年互动历程，能够充分彰显以《资本论》切入新型现代性研究的合理性;二是全面展现《资本论》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三是在批判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资本论》中蕴含的新型现代性建构思想;四是在对《资本论》中隐含的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思考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系统建构。
一、“现代性”与《资本论》的百年互动历程
一般认为，“现代”(modernus)一词的提出“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从历史上看，“现代”通常指中世纪的结束。随着整个社会在各个层面与中世纪全面决裂，“现代”要求被“新的意志所主宰”,这种意志被称作“现代性”。现代性的发轫通常被认为肇始于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进入19世纪，现代性思想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受到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理性”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前，“现代性”就已存在并逐渐生成了自身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模式。学界将其称为“启蒙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阶段，“启蒙现代性”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得以体现。在这一阶段，首先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确定了社会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这一转变使其哲学研究从对抽象个体的思辨分析转向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考察。其次，哲学观的转变带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使其确定了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方法，对人的本质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启蒙现代性”指导下的现代化实践问题越来越突出。最后，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马克思以现实中的人为研究起点，揭示了社会矛盾如何通过具体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分配不公、劳动者贫困等问题。马克思基于科学的抽象方法，以商品交换为切入点，逐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理论创新，进一步批判了现代性思想在实践中所引发的系列社会发展问题。
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资本日益集中垄断的发展趋势，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因此，恩格斯在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对垄断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插入段落中或在附注中简要地指出过这种变化”。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恩格斯专门补充了有关垄断资本运行的新判断、新论述。垄断在工业、商业、农业等领域皆已出现。“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由于《资本论》中包含大量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其后续的研究和传播也多以现代性批判为主线。《资本论》的传播和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三个时期。其一，帝国主义矛盾凸显，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时期。这不仅暴露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尖锐性，也客观上推动了《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以更加剧烈的形式显现出来。而《资本论》以其对虚拟资本等事物的深刻分析，成为理解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工具。例如，希法亭“在《资本论》逻辑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金融资本理论”,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列宁则“全面总结了《资本论》发表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他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走向腐朽的必然性并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除此之外，经济的萧条、战争的创伤，以及俄国革命的胜利促使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重新开始反思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问题。他们虽然在认识层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脱离传统理论框架。其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性思想有了新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此起航，其主张恢复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在这一观点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迎来短暂繁荣，《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关注度出现下降的趋势。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推动资本进一步扩张，恶性竞争、非法盈利等无序行为开始在金融领域涌现并逐渐向其他领域蔓延。在这一背景下，《资本论》有关消费不足理论、利润下降理论的相关论述得到重新讨论，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长期繁荣终结的危机理论。其三，国际金融危机后对《资本论》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研究重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滑坡，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全球性的现代化问题，世界再次走入十字路口。面对这一情况，人类加速对《资本论》的深入研究，全面展开对现代性思想及其实践问题的批判。中国对此也作了有益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充分批判既有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展开新型现代性的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虽然没有提及“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从《资本论》的创作出版历程与理论内容，以及《资本论》形成后的传播、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性”始终是《资本论》探讨的重要概念。同时，马克思从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基于现代性所展开的现代化进程的系列问题。为了推进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资本论》原始文本中，深入考察其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从中找到新型现代性思想建构的初步迹象。
二、《资本论》现代性批判思想
当前学界对《资本论》中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多从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实践局限。本文尝试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统一的视角，重新梳理《资本论》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从《资本论》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论逻辑中找到隐含新型现代性思想萌芽的线索。
在《资本论》创作前，马克思先是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哲学理论基础，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以此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性存在着根植于旧唯物主义立场的具象化理论形式，即以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基石所构建的启蒙现代性。受自然科学思维影响，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现实中的事物如同物理世界中的“原子”。在这一世界观的指导下，“启蒙现代性”认为人们凭借自身的理性认识可以把握人类社会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社会按照这种客观规律运行得以实现高效发展。
然而，现实中的人并非启蒙现代性所主张得那样，完全放任其自由发展没有使人们走向其预设的理想发展道路。基于这一现实情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可见，人的本质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不断被塑造出来的。马克思尤其重视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产物。
在形成科学世界观后，马克思从哲学批判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了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微观机理，马克思发现启蒙现代性会演化为“资本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现代性不仅体现为抽象的思想逻辑，更内嵌于具体的经济生产活动中。马克思通过全面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深入资本主义“物质的生活关系”,抓住了资本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要素。在此基础上，他发现启蒙现代性所推崇的如此自由的运行机制为资本的自由放任发展提供了条件。而资本自由放任发展往往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无法实现所有人的发展状况都得以改善的目标。
具体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更为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规律，指出这一运行紧紧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核心，考察了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在现实世界中的运行规律，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经济运行规律的性质方面，旧经济学家“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认为经济规律也如精密仪器一般，具有严密的运行逻辑。但是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经济规律具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复杂性，社会“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在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层面，资本现代性思想指导下的经济理论容易忽视经济现象背后复杂的经济关系。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不区分价值与价格，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价格会自动均衡，即“如果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垄断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下资本不能完成有效循环的原因及各种情况。作为启蒙现代性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具体理论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分析恰恰忽略了人格化的资本在市场中对信息不对称、非理性心理等因素的利用。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经济循环的动机与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作为“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在资本无限增殖目的的驱使下，资本更倾向于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金融、艺术品等领域，从而容易导致经济体系各领域之间发展不协调，无法实现经济体系内资源的高效循环。《资本论》第三卷基于各领域经济关系复杂程度的差异，给出了各具体领域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判断。例如，在加工制造领域，随着组织方式的升级、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逐渐增加。这种相对增长使得制造业领域存在“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的趋势。在金融领域，虚拟资本具有信息不对称性、集中集聚性以及易引发人类非理性状态等经济关系规定性，从而形成“独特的运动”。其“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被牢固树立，最终使得虚拟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起来。在土地领域，地租被视为“一般商品”,其在市场上由于供需双方的较量最终形成了一个市场价值，即“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地租价格的真实运行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地租是一种特殊商品，在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土地资源因数量有限且容易被垄断占有而具备稀缺性，从而其价格有“上涨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启蒙现代性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逐渐表现为资本现代性。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逐渐取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目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
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考察了资本现代性下造成的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而认为资本现代性会向前运行并形成新的现代性理念。资本主义社会容易忽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反而使其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不断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的链条中，资本代替人“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具体而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不应抽象地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能忽视资本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一个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群体在机器的广泛使用后不断遭受贫困和痛苦。机器的这种作用，实际上“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断用于技术的革新，这就使得不变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将带来大量的过剩人口，而“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开辟消费市场，通过“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影响工人的消费观念，“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只有这样，工人才可以为一批由于文化和发明的进步而使他买得起的物品创造一个市场”。这种消费文化的塑造从表面上看提升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对工人劳动与消费的双重控制，进一步深化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工资、利润和地租视为“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的收入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控制生产资料和主导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资本所有者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因此，资本被认为是利润的来源。然而，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事实，从而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同样承认了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要素在推翻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即便这种自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但是这仍在客观上将劳动者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二是通常来讲，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需要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来实现。这就在客观上促使资本家开始使用机器并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创新以及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先是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批判了启蒙现代性的理论起点，进而深入到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指出了人类陷入现代性困境的现实逻辑与根源。然而，《资本论》对资本的消极面的分析并不代表对其绝对的否定与抛弃。马克思同样客观分析了资本的“文明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批判了现代性思想，但也肯定了资本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为线索，接下来我们需要更为系统地探讨《资本论》中是否蕴含着新型现代性思想萌芽的问题。
三、《资本论》“新型现代性”思想萌芽
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逻辑”的框架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被认为是朝着“普世的方向”收敛，将终止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种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相悖。然而，在如何看待人类未来社会的现代化演化逻辑上，学界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实际上后现代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标志时代精神的意识形态概念，主张彻底颠覆现代社会，以纯粹的“非理性”作为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的主要标准。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经历前现代—现代—新型现代。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秉持“资本”原则至上，后现代要求实现对现代社会的彻底颠覆，而新型现代性则认为资本在现代社会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提出现代社会发展并非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诉求在于“人”的价值实现。
学界关于《资本论》主张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观点是存在争议的。这也成为学界考察《资本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议题。一是基于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展开的深刻批判，部分研究推导出一种理论视角，即在深入理解与反思现代性局限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应当致力于探索并追求超越当前现代社会的路径。二是认为马克思并未对“资本”等现代社会的要素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肯定了资本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也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而我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就为理解新型现代性打开了空间。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应该更倾向于第二种社会发展进程——人类从现代社会进入新型现代社会。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却内涵着这一思想的萌芽。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证。
其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深刻剖析中隐含着未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即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支持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鉴于资本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新型现代性需要思考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以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进步。马克思对资本作用的辩证理解能够充分展现其建构新型现代性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赋予了无限增殖、剥削的特性，“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这样广大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被剥夺、越来越贫穷。社会中总的消费能力的缩减伴随着无限制的生产，两者无法抵消，从而生产的总循环出现堵点。这也进一步使得“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的运行所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带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奇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在描述当时德国工业不发达的境况时，马克思也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可见，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承认现代化道路的建设仍然离不开资本。进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不仅能“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能够在客观上推进机器的发展和应用。“资本”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环境中运行的确容易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然而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要素仍是不能取消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自身运行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面对这一复杂情况，马克思提到，创作《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样人类能够在把握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给出“减轻”现代化发展痛苦的具体举措，但是他对未来社会资本发展的理想样态给出了大致方向。马克思首先研判了“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在这一研判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对资本的改造，就是对这种关系的革命。“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指出，最根本的路径在于“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既要发挥资本的文明面，也要抑制其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借此推动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其现代性批判思想中对资本双重作用的分析蕴含着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萌芽。
其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探索到新型现代性的建构要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复归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构建新型现代性要关注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突破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的单向度支配，使人从工具化的劳动主体转变为能够自主创造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衡量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往往从个体理性觉醒来解释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的由来，在现实运行中实际上秉持资本逻辑的基本原则，这使得人的发展反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相较而言，马克思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思考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必然性。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必经阶段，其发展的动力源自人类对更高效生产方式与更自由全面发展状态的追求。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超越传统资本逻辑的发展理念，主张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人类自身发展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放任资本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统治力量。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十分关注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并主张人民积极对抗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自由”。从《莱茵报》时期到伦敦时期，这一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人学向度得以一以贯之。这也成为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重要问题域。尤其是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将“人”放在现实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对人的本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将人民与“劳动者阶级”等同起来，强调了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性。“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伦敦时期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现代性困境，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限度所在。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了围绕以资本逻辑为主线而建立起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他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只有“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才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基于此可以推断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新型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保存和发展生产力成果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马克思实际上考虑到了新型现代性的建构应确立人民主体地位。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新型现代性”的概念，但我们从文本考察中可以做出推论：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展开，马克思通过深入批判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已然深刻认识到作为过渡阶段的现代社会不可取消也不能跳过，但是可以减轻发展过程中“分娩的痛苦”。这一判断蕴含着构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萌芽。通过对《资本论》文本进行再解读，可以更深入挖掘到其中蕴含的新型现代性思想，这也为当前健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四、《资本论》与新型现代性思想建构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资本论》中蕴含着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萌芽，但马克思未能系统展开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实践中尚未出现明显超越这一现代化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以旧唯物主义为基础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局限性。尽管没有展开系统建构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工作，但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时所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马克思关于新型现代性思想的萌芽及其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创新，我们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对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展开系统探索。
首先，新型现代性思想建构坚持以“现实的人”为理论起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作为这样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也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结合《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本文以“现实的人”作为起点，考察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前我们仍然要在市场机制下，利用好现代社会的分工协作机制从而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文明面。这是建构新型现代性思想的重要实践前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暂时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要想真正利用好这一市场等现代机制，就需要建立科学的理论研究视野和方法。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对于经济社会既有机制的态度与新型现代性是不同的。前者认为人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能够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这一观点在理论形式上看起来非常科学，但实际上，这种“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下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这一现代性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微观机制在实际运行中总是出现反效率问题。而新型现代性对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观察基于现实的人这一起点，由此可以发现各领域在现实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就导致不同领域中建立的运行机制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基于“现实的人”这一起点，完成了对自由竞争时期现代性影响下的各机制运行过程的系统分析，而接下来新型现代性的建构就需要在现实的人这一起点上思考各领域各方面的差异性。
其次，新型现代性思想建构只有沿着理论与实践高效互动的路径才能保持长久生命力并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始终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导向，即在“改变世界”的深层维度思考问题。当前我们沿着马克思所指明的路径继续思考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就需要牢牢把握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基本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使其成为人们思考新型现代性建构这一问题最为关键的一片现实土壤。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创新持续加速，在此过程中学界关于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研究主要以实践问题为导向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尝试从建构性视角对现代性问题提出新见解。尤其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现实状况。学者们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等实践课题进行了系列新型现代性思想理论创新。二是将视野拓展至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之下，基于对全球现代化问题的分析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意。由此可见，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始终离不开实践需求和导向，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有机互动为新型现代性思想研究提供了实践支撑。
最后，我们结合《资本论》关于新型现代性建构的方向性指引，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接下来我国新型现代性建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及理论研究发力点作出如下几点具体思考。
其一，新型现代性应当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单向度发展逻辑。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来看，人们始终面临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发展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关注人的发展，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总书记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新型现代性的建构需要紧紧围绕人的发展展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其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而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因此，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注重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其三，资本仍是新时代条件下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因此如何认识并把握资本的特性及行为规律就成为构建新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十分注重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基于对资本逐利性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主张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时，深刻认识到“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要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其四，制度体系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运行与变革，因此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促进现代化进程。**总书记强调：“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有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实现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超越，更能通过制度创新与完善构建更加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过度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这容易导致资源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强调社会公平与人的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新时代以来，**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我们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致力于科学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运行规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激发资本活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动力。这一系列解答初步打开了新型现代性思想的研究空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其对系统建构新型现代性的需求愈发强烈，这就要求我们围绕这一重要命题展开更为深刻的探索与研究。针对这一情况，学界需要加快进场，为更加深入地思考新型现代性建构的相关问题注入理论动力，从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步伐。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基于对《资本论》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蕴含的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分析，尝试给出建构新型现代性思想的分析框架，而接下来系统开展新型现代性思想建构的工作最终将有赖于学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