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党坚持全民族抗战并积极开展动员，“四万万”就是被广泛运用的动员话语。通过“四万万”话语，中国**党不仅揭示了中国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而且强调了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为统一力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建构中华民族观的过程中，借助“四万万”话语，中国**党指出中华民族的实体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并清晰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在形塑现代国家观方面，中国**党着重阐述了国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即“四万万”中国人民既属于中国，又是中国的主人翁。这些思想引导和动员举措有助于深化“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促使他们主动承担起抗战救国的责任。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国**党 四万万 中华民族 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

李金飞，历史学博士，中共**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讲师，中共**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李金飞

目次

一、宣介“四万万”话语对抗日持久战的积极意义

二、界定“四万万”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实体之关系

三、阐释“四万万”话语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四、结语

“四万万”是描述中国人口总量的用语。自清道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人口总量基本在四亿以上，故“四万万”相对中国的人口总量而言，是一种取底的描述。“四万万”也是近代中国传播较广的大众话语，常被用于表达民族情感。“四万万”话语的广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时期的面貌，尤其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存在密切联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全民族抗战，在此过程中，“四万万”话语起到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除了“四万万”，中国**党对“四万万”话语的表达还有“四万万五千万”“四万万七千万”等其他形式，从而形成了“四万万”的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四万万”话语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尤其是对中国**党如何运用“四万万”话语的关注不足。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党始终站在对日作战的最前线，在国家与民族危亡的时刻，创造性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通过阐释“四万万”话语与抗日持久战、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内在联系，不仅能够充分展现这一本土话语具有的多重价值，而且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宣介“四万万”话语对抗日持久战的积极意义

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频繁使用“一盘散沙”“睡狮”“跳蚤”等词语贬低中国人民，妄图以此证明中国无力抵抗其侵略。在对中日实力进行对比后，中国**党指出，抗日战争既是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个落后的处在劣势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处在优势的帝国主义日本进行战争”。有鉴于此，在如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广泛参与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为此，中国**党主动运用“四万万”话语，积极动员中国人民投身抗日战争。

由于近代中国的人口总量自清道光后期起基本保持在四亿以上，故而中国**党在论及中国的人口总量时常常使用“四万万”话语，如“即令把四万万五千万男女老少个个统做到‘执干戈以卫社稷’”，“我们中国，具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以及 “咱们中国是一个大地方，这里边有咱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同胞”等。由此可见，“四万万”话语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真实表达，而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虚构话语。

中国**党高度重视中国的人口数量优势，将之与抗日持久战紧密相联，并形成了相应的叙事逻辑，正如朱德所言：“持久战先决的条件便是人口，中国人口多、也便是持久战最好的基础。”这也与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秉持的人民战争“还是在量的方面”的理念相一致。“四万万”这一庞大的人口总量意味着，“在中国领土内作战，每个人都是使用得上的。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的条件”。中国**党认为，人口数量对抗日持久战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直接反映在中国对日本显著的人口数量优势上。1938年，中国**党领导人在谈及如何保卫武汉时，专门比较了中日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口数量，日本“最多能动员六百万人”，但拥有“四万万至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总量的中国则能“动员到四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人”。这就使中日在可动员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一目了然。在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叶剑英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优势在抗日持久战中的意义与价值：“倭寇人口不过七千万，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对敌作战中，敌我伤亡数目的对比虽然不能做到一比一或一比二，就是一比三，这个比例，也可以拼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党将“四万万”的人口总量提升至战略高度，视之为支撑中国取得抗日持久战胜利的重要保障。1936年1月，中国**党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用坚定的口吻呼吁：“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1938年9月，任弼时在参加**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时亦向国际社会强调：“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的自卫战争，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1941年7月，**为《新华日报》撰写题为《“七七”四年》的社论，其中写道：“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保障。”这些论述一再表明，“四万万”中国人民作为整体参与抗日战争，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走向。

中国**党认为，“四万万”的人口总量对抗日持久战的影响还体现在能够对兵力实现持续且有效的补充上。1933年1月，王若飞在阐述“抗日战争行动策略”时就明确指出：“农民是占着中国人口中的绝对大多数，四万万的中国人，农人便占三万万以上，在现时抗日战争中一切战事的负责，兵士的来源，主要是出于农民。”1937年，郭沫若在《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有四万万的人，我们要流到最后的一珠血，是要流到我们全民族的最后一珠血……在前线上的兵员和敌人拼完了，将何以为济呢，如不武装民众?”

然而，战争的胜负绝非仅由人员多寡决定。众所周知，即便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也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四万万”人口总量的优势一时间并未在战争中得到充分显现，导致部分国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对此，中国**党进行了解释，那就是人口数量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力量优势，如朱德就强调，人口质量与数量同等重要，“每一个战争包含着人的质与量的战争”。这也引出了如何整合“四万万”中国人民力量的问题——要发挥中国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就必须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为统一的力量。1937年9月19日，钱亦石在《救亡日报》发表诗歌《抗战到底》，他在鼓舞国民时反复喊出了“四万万人一条心”的口号。1938年11月23日，中国**党呼吁：“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些口号既凸显了建构统一力量的紧迫性，也体现了促进国民团结的共同宗旨。

在中国**党看来，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为统一的力量，必须建立在其“觉醒”的基础上，“这些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将在民族抗战中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就是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的最好保证”。1940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周年之际，胡绳撰文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实现“自觉”的期待：“既然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的发动力，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普遍的自觉是我们抗战无论如何，必得最后胜利的保证。”与此同时，中国**党也深知，中国人民的普遍“觉醒”并不能够仅仅依赖其自发性的改变，而必须有可靠的组织加以引领，故中国**党主动承担起这一使命，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四万万”人口总量与统一力量的结合，正是**“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历史论断的核心要义。

总之，中国**党注重揭示“四万万”话语蕴含的中国对日本的人口数量优势，并强调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为统一的力量。这种叙事逻辑体现了中国**党的良苦用心，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持久战动员，而且大大增强了其抵御外侮的信心，有力地回答了何以战胜日寇这一时代之问。

二、界定“四万万”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实体之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党在建构中华民族观的过程中也广泛运用了 “四万万”话语，常常同时使用“四万万”与“中华民族”，有时甚至直接以 “四万万”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这种表达方式绝非重复或多余，而是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正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在论述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时，中国**党还以“四万万”话语为逻辑衔接的纽带，从而使其建构的中华民族观的内涵更加清晰。

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党将抗日斗争调整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中国**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而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指代的都是中国的所有民族，如“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为此，中国**党采用的一种经典叙事模式就是同时提及“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表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如在张闻天撰写的《中国**党十七周年纪念》中，每次提及“中华民族”，都会紧接着提及“中国人民”，便是著例。

相比之下，中国**党对“四万万”与“中华民族”的同时使用，则更加明确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即“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内涵。1937年8月，**在《为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里直接将“中华民族”与“四亿五千万同胞”画上了等号。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人民构成，在中华民族观的建构过程中，这一特征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性意义。在中国**党的抗战宣传中，类似“ 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与“占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表述不胜枚举。鉴于二者内在的密切关联，“四万万”有时甚至被直接用作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这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形成更为直观的认识，增强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正如中国**党指出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伟大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当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由此可见，在作为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从“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中，“四万万”话语有其特殊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四万万”与中华民族关系的阐释还存在另一种维度，那就是将“四万万”的人口总量视为中华民族的特征之一。例如，彭德怀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中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也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尽管具体表述存在差异，但是“四万万”的人口总量无疑始终是中国**党界定的中华民族的特征之一。

不仅如此，通过运用“四万万”话语，中国**党还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密切关系。刘少奇在《论党》中提及“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这里的“中国民族”无疑指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中的论述更具深意：“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不难发现，中国**党以 “四万万”话语为桥梁，将中华民族界定为中国各民族的总和，从而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由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构成，这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更加明确，即中华民族既包括汉族，也包括所有少数民族，从而纠正了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狭隘认识。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国**党还对中华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界定，强调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例如，八路军政治部在其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指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1940年10月，张闻天在出席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包含的民族是很多的有汉满蒙回藏所谓‘五族共和’，实际上不只五族还有苗夷等族。”他还特别补充道：“这不仅是争取汉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同时也是争取其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以上论述既剖析了中华民族的构成，又彰显了中华民族赋予中国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意义。在此过程中，“四万万”话语发挥的逻辑联结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深化“四万万”中国人民同属于中华民族的认知，中国**党还尤为注重对“黄帝子孙”等话语的灵活运用。中国**党既通过“黄帝子孙”话语来巩固和促进国共合作，又将之应用于对“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动员。1937年2月，中国**党在呼吁国共合作抗日的电文中称： “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在《祭黄帝陵文》中也表达了“四万万”中国人民同属于“黄帝子孙”的理念：“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1937年7月，《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指出：“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1939年1月，《新华日报》在《一年来之回顾及今后之愿望》中向全国民众发出了真挚的号召：“我们都是黄帝子孙，有几千年悠久光荣的历史，列祖列宗，交下这一份遗产给我们，希望我们千年万代传之子孙。”除了“黄帝子孙”，中国**党在建构“四万万”中国人民祖先符号的过程中，还曾多次使用“炎黄子孙”。1938年4月，中国**党在论及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时就使用了“炎黄子孙”，“当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之时，我炎黄子孙——首先是我国共两党同志，能毅然亲密携手共御外侮，在前线共同流血牺牲、奋勇杀敌”。尽管“黄帝子孙”与“炎黄子孙”的内涵存在细微差异，但是在国共合作抗日这一历史语境下，二者起到的作用并无二致。

20世纪30年代后期，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论断，立即引发学界、政界的热烈讨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场讨论不仅是学术上的争鸣，而且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党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科学回答。其中，“四万万”话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既使民族叙事的逻辑更加清晰，又有效避免了歧义与误解，为此后中国**党进一步建构中华民族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阐释“四万万”话语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中国**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而奋斗，并以之统揽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为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不论国内外的形势如何变动着，不论中国**党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前进着”。在抗日战争时期构建现代国家观的过程中，中国**党同样重视对“四万万”话语的运用，既强调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翁，又凸显国家对国民的重要影响，以增强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引导他们自觉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积极投身保卫国家的实践。

中国**党阐发的现代国家观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国家观，强调 “四万万”中国人民同属于一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不仅如此，这种现代国家观的革新意义还体现在有利于塑造中国的世界大国形象，其中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通过运用“四万万”话语，明确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彰显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如“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占全地球人口四分之一”。中国被视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就是拥有“四万万”人口，即“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战争中具有的关键性意义。正如中国**党指出的，“这是使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我们的胜利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胜利”。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世界反**战争的走向，故而中国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国际上各方面都重视这个力量”。这既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也蕴含中国**党建立国际反**统一战线的策略性思考。

为了深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中国**党将“四万万”中国人民界定为国家的主人翁。1940年6月3日，中国**党在《新华日报》上明确回答了谁是国家主人的问题：“中国的真正主人是中国人民。什么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辈，只是我们历史舞台上的一种丑角。解决中国问题的，决不是这班无赖汉而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这与中国**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目标相吻合。在中国**党看来，只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才真正具备国家主人翁的资格，“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们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这有助于“四万万”中国人民在直面民族危机的同时，深刻意识到自身作为国家主人翁的重要地位。

中国**党还注重阐释国家命运对“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影响。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提出建设“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目标，并指出“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中国**党也曾使用“亡国奴”的概念，强调有国则为民，无国则为奴。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党立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强烈斥责，将之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全面殖民中国的关键步骤，提醒国民面对侵略必须摒弃以往麻木的态度。中国**党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直指全体中国人民，“四万万同胞都处于亡国灭种的前面”。这意味着一旦国家沦亡，全体中国人民都将成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在《中国**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中国**党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即“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中国**党再次将日本侵华战争定性为具有殖民性质的侵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如果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四万万”中国人民就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奴隶。

为了以最为直接的方式警示国民，中国**党在宣传中常常同时使用 “殖民地”与“亡国奴”这两个概念。1934年7月，中国**党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发布的宣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1935年6月，中国**党进一步指出：“东北四省和非战区域内几千万的父老兄弟姊妹，早已亲尝亡国奴的味道，被屠杀、强奸、烧屋，土地财产被抢夺，强迫劳役，就是那边群众的家常便饭”。通过描述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真实生活状况，中国** 党意在表明，所谓“亡国奴”绝非遥不可及的概念，“四万万”中国人民应当 有强烈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积极行动起来拯救国家，“抗日则做人，不抗日则做亡国奴”。

总之，无论采用上述何种话语和概念，中国**党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强化“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凝聚共赴国难、守护家园的共识——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党曾发人深省地呼唤道：“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这一反问实际上是在号召“四万万”中国人民振作精神，以大无畏的精神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伟业。正是基于此，中国**党才将“四万万”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日战争称为“全面抗战”，“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这也是中国**党倡导的人民战争的真正要义所在。

四、结语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党主动承担起挽救国家危机、抵御外侮的时代使命，面对中国总体实力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现实，中国**党高度重视人口资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故广泛运用“四万万”话语以动员全体国民参与抗日战争。“四万万”话语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密切关联，而统一战线正是中国**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动员一切抗日力量， “四万万”话语既凸显了中国相对日本的人口数量优势，又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从而契合了这一迫切需求。中国**党关于“四万万”话语与抗 日持久战关系的论述，在实质上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与巩固。

在建构中华民族观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命题，中国**党倡导的中华民族观具有双重内涵：既强调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囊括中国各民族，又尊重多元民族并存的客观事实。这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把握。通过运用“四万万”话语同时指代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中国**党在二者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与认同。

“四万万”话语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同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高度一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国家由帝王主导，民众作为“臣民”，在国家中属于被管理者。在现代国家意识的影响下，由谁主导新中国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党秉持这一理念，着力强调其所要建设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总之，在研究“四万万”话语时，除了考察该话语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还应深入分析该话语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密切互动，这样才能完整揭示其历史价值。在近代中国，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输入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四万万”这一本土生成的话语却在流行广度和思想深度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在中国**党的大力推动下，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话语之一。由此而言，对“四万万”话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而且对讲好中国故事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