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题目，有人一定会说：“穷人阶层里也会有不肖之子，也会有汉奸卖国贼，也会有犯上作乱的坏蛋；富人阶层也会有勤劳致富，仗义疏财之辈，也会有雄才大略，扶大厦于将倾的英雄豪杰。”

我承认上面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这只能是少数和个案，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认知。沙漠里长了一棵参天大树，你不能说沙漠适宜树木生长；长白山的森林里长了几棵歪脖子树，就断言长白山不适合树木成材。就是这一种普遍的错误认知。

从人类社会产生，即使是“原始**主义社会”时期，氏族首领因为拥有更多的猎物而享受了比其他成员更多的权力。漫长的阶级社会里，权势阶层通过暴力手段，把自己的特权用法律固定下来，实际上，古代的法律最大的作用就是固化阶层，让特权阶层万万年，同时也让穷人阶层永世不得翻身。

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王公贵族的世袭制，即使是被人们称为伟大政治家的曹操，其子孙之后数百年，都是士族独占特权阶层，一直到隋唐初年的科举制，才给读书人一点上升的渠道。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穷人阶层的痴心妄想。

周朝的“平民暴动”，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朝的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方腊等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因为财富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乃至血腥的改朝换代。

改变财富不均，消除阶层鸿沟，早期封建朝廷是无解的，所以中国就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周期性的死胡同。但是到了李自成起义的时候，就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作为一个政治纲领，起义军首领已经明白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财富不均。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即是从制度上实施财富均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法律。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是共同富裕的实验和尝试。

时过境迁，有些人一直构陷**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共同贫穷”，这只能说明某些人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忽略了事物的历史背景和本质。**党从产生的那一天，就把在中国实现**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并为之付出了艰辛而沉重的努力。

新中国之初，摇篮之中的人民政权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严厉打压遏制当中，所以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人民政权的延续和壮大。加之中国政局长期的动荡不安，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底子极为薄弱，更加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故而我们当时的确非常贫穷

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表象，这种贫穷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帝国主义的根子就是资本主义。因而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初期贫穷的根源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追根求源，还在资本主义的自私和贪婪上。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使中国融入到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当中，而中国另一个宿敌苏联因为入侵阿富汗而陷入战争泥潭变得十分虚弱，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极为宽松，为改开打开了窗口。

对外交往，目的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一些变质分子被花花绿绿，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世界弄花了眼睛，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他们的逻辑也很清晰：美国奉行“自由经济学”，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的生产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因而中国应该学习西方。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流派叫做“西化派”，他们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而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如果有相似的地方，那么，资本主义就是“类人猿”，社会主义就是大脑发达，高度文明的现代人。

可是，因为“类人猿”有点蛮力，在某个时间段，树上的果实随便摘，河里的鱼儿随便捞，他们个个都吃得肠肥脑满。有的人看花了眼，迷失了心智，想重新回到“类人猿”时代。

持这个观点的变质分子豢养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先做吹鼓手造舆论，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公知”。他们很多人从新中国的贫穷阶段走来，因为高考走进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多人出国留学，回国成为知识界精英。

我说了，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不是一个物种，富国联盟和穷国邻居也不是一个物种。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看到一个富裕强大的中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是这样的想法。

中国要搞阶层跨越，成为富强的国家，要么退化成“类人猿”，要么坚持自己发达的社会主义基因，走公有制的金光大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血汗和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

七十多年前，伟人**带领他的团队，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变成无坚不摧的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锋队”，实现了穷苦百姓的阶层跨越——实行无产阶级**，当了家做了主；可预知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指望美西方的施舍是换不来任何好结果的。

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伟人为这个古老的民族植入的**主义强大基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