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智慧教育”对今天的中国太重要了，但是，关注“大成智慧教育”的人太少太少了。不是因为大家不关心教育，恰恰相反，所有人都关心教育，只不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在教育问题上发表“高见”，钱老的教育思想，在他们眼里，算不算“高见”，就很难说了，毕竟，钱老不是“教育专家”，他真的“懂教育”吗？

　　钱学森本人是一位“集大成者”，是全才，也是大战略家，他的思想高度和视野广度，是所谓的“教育专家”完全不能比的，更别提普罗大众了。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家，他根本想象不出一位“集大成”的全才，究竟达到了何种境界，也就不可能提出“大成智慧教育”这样的理念，他们最多能琢磨一下怎样培养专家，甚至连专家都培养不出来。

　　然而，钱老早已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专家”的时代即将谢幕，正如钱老在1993年10月7号致钱学敏教授的信中所说：“我们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伟人，走到19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教育；再走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教育体制；再走到今天的理、工、文（理、工加社科）结合的萌芽。到21世纪我们又回到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了。但有一个不同：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

　　没有大历史观的人，总觉得，未来和过去一样，但所谓的“过去”，可能只是一个例外，过去的过去，却是另一番图景。钱老讲的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但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推崇的都是通才全才，正所谓“君子不器”，反之，如果一个人是“专家”，那是很低级的。推崇“专家”的时代，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之后便走向融合，直到重新回到“全才”时代，只不过，那时的“全才”，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是更高级的“全才”。

　　很多人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未来为什么一定是“全才”时代，为什么不是在“专家”的路上越走越远越分越细，甚至将来，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人根本就不用学习了？

　　钱老对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洞察极为深刻，思考极为透彻。钱老几十年前就关注到了人工智能并大力呼吁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但是，关于人和机器的关系，钱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人机结合，以人为主”。机器一定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如果因此认为，人以后可以躺平了，这是绝不可取的。人把很大一部分脑力劳动外包给机器之后，人一定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智慧。人脑和人体，都是“开放复杂巨系统”，而人类目前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认知还远远不够，人未来还有无穷的潜力值得挖掘。成为“全才”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人类把无穷的知识装到脑子里，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存储海量知识并随时调取的任务，是机器的工作，人类的任务是从宏观上大局上理解整个系统，“专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的。

　　钱老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灵感往往产生于大跨度的思考中，而真正的“智慧”，独属于那种“集大成”的人。钱老一路走来，不断完成自我突破，直到走上智慧巅峰，他希望有更多人获得这样的智慧，所以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只可惜，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改变的，但好在，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接受“大成智慧教育”，未来无限光明，不接受“大成智慧教育”，随着人工智能飞速进化，拒绝进化的人将沦为废物。这就是我们实施“大成智慧教育”的紧迫性，接下来，我们通过研究钱老的人生经历，分析实施“大成智慧教育”的可行性。

　　钱老在1994年2月7号致钱学敏教授的信中说：

　　“钱学敏教授：

　　您是要写那篇大成智慧学的宏文，我现在为此提供点素材，供您采用。

　　第一，讲讲我个人学习的过程。在2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高中在理科，称二部（一部为文科）。当时学的是理工结合的。一般数理化课之处，还有伦理学，也学过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也学过工业化学。

　　30年代初入上海交通大学学机械工程（铁道门），基本上是工程课。但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教授和教热力学的陈石英教授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

　　30年代中期到美国MIT及CIT学习，MIT重在工，而CIT则强调理工结合。我在CIT选修了不少理科课程，如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统计力学等。博士论文也是用数理理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后来十几年在MIT及CIT教学、做研究，从薄壳理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到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也都是理工结合，用“理”去解决“工”中出现的新问题。

　　50年代中叶回归祖国，也是搞理工结合的国防尖端技术，共20多年。

　　“文H大GM”使我觉悟，感到只是理与工是不够的，不懂得社会科学不行，所以开始下功夫学社会科学，也涉及哲学。当然这时早已懂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

　　终于在80年代中叶，认识到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科学技术体系。

　　第二，讲讲我个人在研究问题中的创新过程。在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当我碰到疑难问题时，苦思不得其解，总是形象（直感）思维，甚至是灵感（顿悟）思维解决问题。这是说我头脑中框框太多，不能从理论上触类旁通，得靠形象，甚至靠梦境。这种困境，后来逐渐缓解，不用做梦了，推敲一阵子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是触类旁通的钥匙。创造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用这个观点看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就是大成智慧学。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后期就指出质子、中子、电子等所谓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没有到头。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皆大成智慧学也。

　　第四，认知过程是无穷的，知识是无穷的。过程、历史、发展、前进，永无止境。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小块，我们不知道的才是大海！

　　第五，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泉源，在一切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教育也有阶级性，所以不可能用大成智慧学来办教育。这是阶级社会的局限性！同时，这又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我们可以自豪！

　　第六，我用了70年的学习才悟到以上道理，太长了，能不能用不到20年就学到？可以的。用人机结合，用信息技术，用信息网络。第五次产业革命呵！”

　　这封信极为重要，简述了钱老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丰满一下：

　　这封信中，钱老是从“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的经历开始讲的，但事实上，钱老小时候的经历也很重要，钱老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中说：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至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的经历，对钱老是极为重要的，钱老在《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中说：

　　“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这个学校的教学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很深刻和现代化。我还记得高中一年级时几何老师是傅仲孙先生（当时他还是师大数学讲师，新中国成立初年任北京师大副校长）。他说：他讲的道理是纯推理，得出的道理，不但在教室里如此，在全中国也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也还得如此！他是把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也现代化。举例说，化学课，在20年代就讲化学键是由原子外壳层电子形成的，八个电子成闭壳，等等。这个学校的高中分两部：一部是文史部，二部是理工部。我在二部，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里得几何；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英语、德语；伦理学。伦理学课是由学校校长（称主任）林励儒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教，明确道德规范是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这不也是现代化了吗？化学试验课比较丰富，但也有当时的困难，试剂不纯，滤纸是穷办法，用北京冬天糊纸窗的‘高丽纸’！此外，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教师就是不久前去世的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

　　由于我有这样一个中学的基础，当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年是学不到很多新鲜东西的。但这个大学与师大附中不同，考个80多分不算好学生，得考95分以上才行。所以我的功用在背诵上去了，以应付考试。我是在机械工程系的，第四年是专业课，我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因为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搞工业建设，工程教学实际不易开展，所以第四年也有点放羊，学习并不很紧张。因此，我在上海交大四年中，只有两个学年收益比较大。

　　我讲了这样一大段自己在旧中国受教育的经历，是为了说明实践证明能做到的事：六年小学和六年中学可以达到现在高等院校一年到一年半的学习水平。所以如果要培养在某一专业领域内能实干的人才，大学不要四年，有两年就可以了。这就是两年制大学专科。四年制大学可以培养有开发科学技术的能力的人才，达到的水平相当于现在我国硕士。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而这还没有用将来会总结出来的教育科学基础理论，没有用更高明的教育方案，所以我是乐观的。”

　　钱老在《难忘的青春岁月——在北京师大附中的日子》一文中，继续说：

　　“我是1923年至1929年在师大附中学习的，想到在师大附中学习的情景，我是很有感触的。那时候，这儿是城的边缘，很荒凉，再往南去的陶然亭是一片荒野。北京城里就怕刮风，俗话说：‘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胡同里常有做小买卖的叫卖声，听起来很凄凉。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不要说老师们，就是所有的学生，也都在心里头存着这个问题。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我们班上，给我们同学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那时叫国语）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讲了许多大道理。我们这些学生也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1935年初夏，我已准备出国，去看望董老师。后来人家告诉我，董老师那时已在进行地下党的工作，为了掩护，公开面貌是信佛教的居士。就在那以后不久，他便离开北京到解放区去了。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报纸上见到了董老师的名字，他是河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我1955年回到祖国时，董老师已经故去了，没有能够再见到他。董老师给我们的教育是很深刻的，我们这些学生，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在知识能力教育方面，我们的印象也很深刻，例如矿物硬度有十度，哪几个矿物能代表这十度呢？‘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挺押韵的，好记，有用！这就好似硬度的十度。滑就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莹是莹石，磷是磷石，刚是刚玉。这是谁教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李士博老师，他编了这个词，我到今天还背得烂熟。

　　还有教几何的傅种孙老师，他自己编几何讲义，用古汉语编。傅老师古文水平很高，是桐城派古文。教我们的时候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说的：‘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去它也得是如此。’他的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身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提两条建议。第一条，是不是可以找老校友讲讲当年学习的一些情况，总结一下那个时期老师们的教学方法，供现在教师参考，进一步办好师大附中。因为我总想，我们附中毕业的校友们当中有不少很有成绩的，那就是说附中的教育对他们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些经验是可以总结一下的。第二条，我们还有很多附中校友流落生活在台湾，我们要联合台湾的师大附中校友共同努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

　　老附中师资水平很高，对学生很亲切，常和学生接触，像教我们生物的俞君适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制作标本。我记得给了我一条蛇，让我作标本，后来这位老师去了南昌，现在是江西大学教授、省政协委员。教我们的还有翁文颐、夏宇众。

　　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的中学离老师大附中的水平差远啦！现在的中学水平像师大附中那样就行。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应培养出硕士生水平。20年代，正是北洋军阀时代，当时那样困难，能办出附中那样的好学校，现在条件好多了，为什么办不到？要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年就觉得大学的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在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后来考上公费留学美国，还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现在有好多的问题需要解决。20年代做到的，现在有没有做到，我看，做到像师大附中那样水平才行。现在的教育应该做到6 6 4 =硕士水平。现在讲附中那时的情景，有点像神话。学生知识丰富，当时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现在应该研究一下，目前的教育制度、师资水平、技术革命和对学校的要求。

　　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在学校里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可以说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附中培养的学生水平很高，就是不怕考试，不能死考课本，要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中午大家吃了饭，在教室里互相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什么都有。附中高中毕业生水平可以和大学一年级水平一样，关键是师资水平。附中的特点，一个是师资水平高，一个是学生愿意学，不死记硬背。当时师大附中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当时校长林砺儒，是有名的教育家，学校经费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但是他能把教师们团结起来，使大家都能热心干好学校工作。

　　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对学生要诱导，而不是强迫，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当时附中高中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中二年要学第二外语，当时设有英语、德语和法语，我选修了德语。外语要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初中学了的东西，高中就要用。

　　现在限制太多、太死，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 ”

　　接下来就是“上海交大”的经历，钱老谈到上海交大， 谈的比较多的是，上海交大的很多课程内容，师大附中都已经学过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上海交大不是好学校， 正如钱老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

　　“1934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录取后，在国内杭州笕桥及南昌的飞机工厂见习了几个月，算是入门。1935年秋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这才发现，原来不知，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都是一样的，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接下来就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的经历，这段经历也很有意思，钱老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中说：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

　　讲完钱老加州理工学院（CIT）的经历，后面就不必再补充更多信息啦，我们可以直接总结：钱老这一路走来，到底是怎么“集大成”的？

　　首先，钱学森的父亲从一开始对钱学森的培养方式，就是“理工”和“艺术”兼修，用钱老后来的话说，这叫“性智”（艺术）和“量智”（科学）的统一。冯·卡门也高度认可这种做法，他也认为，搞科学的人，应该同时培养艺术兴趣，而且是越早越好，如果不能从小时候就开始学习艺术，是很大的遗憾。当然，“钱家”作为“家学深厚”的家族，对孩子在家国情怀和道德情操方面的培养，也是从小开始的，这才有了钱老后来如此光辉灿烂的人格。此外，“师大附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钱老所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不要说老师们，就是所有的学生，也都在心里头存着这个问题。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我们班上，给我们同学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那时叫国语）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讲了许多大道理。我们这些学生也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科学、道德、艺术，这三者，放在一起是什么？就是“真善美”。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从小植入“真善美”，将来才能“集大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钱老的成长经历。钱老是理工科出身，钱老反复强调“理”和“工”彻底打通。早在“师大附中”，就是“理工结合”的教学方式，老师讲理论极为透彻，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同时，“师大附中”的课程内容极为丰富，大家学习的热情极高，兴趣极大，尤其在考试制度方面“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这方面，连上海交大都比不了，在上海交大“考个80多分不算好学生，得考95分以上才行。所以我的功用在背诵上去了，以应付考试”。由此可见，“师大附中”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放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合适，学生“重理解不重记忆”，因为人工智能可以记住一切，人一定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背诵和记忆上。当然，上海交大也是很好的，虽然“基本上是工程课。但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教授和教热力学的陈石英教授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也就是说，“理”一定要和“工”相结合，“工”必须以“理”为根基。在这方面，加州理工学院是更好的样板，钱老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3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教育安排是20世纪初的模式，对培养一种成型的工程技术的工程师是有效的，但对迅速发展进步的工程技术，如航空工程就显得不适应，当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带头改革，大大加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分量，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技术的新发展。这一措施和改革，到50年代已是美国工科院校所普遍采用的了，这是工科教育在半个世纪中的大变革”，也就是说，“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和“工”还是失衡的，“工”太重了，“理”却不够，到了下一个时代的代表“加州理工学院”，“理”的比重大大增加，“工”也因此变得更强了，尤其是，极其浓厚的创新氛围出来了，“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可以说，“加州理工学院”就是那个时代“理工结合”的典范，更何况，“加州理工学院”还注重“理工”和“艺术”的结合。但是，“教育创新”在“加州理工模式”之后并没有结束，钱老呼吁“要考虑21世纪会需要什么样的工科教育”，钱老认为“保持50年代的模式不行，保持80年代的模式也不行。我想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电子计算机对工程技术的影响，今后对一个问题求解可以全部让电子计算机去干，不需要人去一点一点算。而直到今天，工科理科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课是构筑在人自己去算这一要求上的，从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无不如此。将来全部可以用电子计算机了，这套课就失去目的。所以理工科的数学课必须改革。数学课不是为了学生学会自己去求解，而是为了学生学会让电子计算机去求解，和学会理解电子计算机给出的答案，知其所以然，这将是工科教学改革的一部分”。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尤其是涉及到“人机结合”问题，是实施“大成智慧教育”的关键一环。

　　说完“理工结合”（以及理工与艺术结合、人机结合）之后，我们继续往前看，那就是，最大的才华，一定要接受最艰苦最伟大的实践的考验。钱老“50年代中叶回归祖国，搞理工结合的国防尖端技术，共20多年”，这段经历，对钱老获得“大成智慧”帮助极大。

　　钱老继续向前探索，他发现“只是理与工是不够的，不懂得社会科学不行，所以开始下功夫学社会科学，也涉及哲学。当然这时早已懂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终于在80年代中叶，认识到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科学技术体系”。钱老在自然科学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极高成就之后，开始下功夫学习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学完哲学之后，又把全人类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搭建了起来，尤其是把“前科学”也纳入进来，到了这一步，“大成智慧”已成。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钱老说的哲学，不是什么别的哲学，而是马哲，而钱老说的马哲，是广义的马哲，不是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言论，如果有人这么狭隘地理解马哲，那一定要想想王明，王明熟读马列原著，但他毫无智慧，真正达到人类智慧巅峰的，是毛主席。钱老在《关于大成智慧的谈话》中说：“最近看了一本书，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我深受启示，使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些新的想法。书上讲，毛泽东的智慧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许多思想，都是从中国文化提炼出来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以及“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这也是综合集成嘛！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出了范例，他的智慧基本上来源于此，即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从前我只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讲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智慧的另一个来源，即传统文化艺术。所以，我过去讲的科学技术体系的概念还要再扩大，变成智慧的体系”。由此可见，广义的马哲，一定是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马哲。谁注入的？毛主席。所以，广义的马哲，其精髓还是毛泽东思想，而非其最初的内容。而且，当钱学森从自然科学出发，一路走到“大成智慧”尤其在开创“系统科学”的过程中，他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智慧，再加上他的原创性成果，一并注入到马哲里。这时的马哲，早已远远超越了马恩列等人当年的思考，而是真正变成了“智慧的大融合”，只有这样的马哲，才能成为“智慧的泉源”。如果有人觉得，广义的马哲过于丰富，实在太难学了，其实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抓住“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核心，那么，马哲教育就可以更早地介入，正如钱老在《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所言：“这样也就明确了如何去培养提高青年的智慧，古人千百年不能解答的问题，现在可以解答了。除了现在已经在做的对学生的智力教育、智力竞赛测验这些必要的低层次的、普遍的工作之外，还要从高中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在高等院校除了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外，还要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使学生开阔眼界，能高瞻远瞩，也就能更好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这方面的教学放到打基础的重要位置上，并以此来改革现在的马列主义教学”。

　　钱老把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搭建起来之后，他讲的那段话非常重要“在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当我碰到疑难问题时，苦思不得其解，总是形象（直感）思维，甚至是灵感（顿悟）思维解决问题。这是说我头脑中框框太多，不能从理论上触类旁通，得靠形象，甚至靠梦境。这种困境，后来逐渐缓解，不用做梦了，推敲一阵子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这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搭建起整个大体系并融会贯通”的区别，没有搭建起来的时候，要靠“梦境”获得灵感，这明显是不可控的，搭建起来之后，连“灵感顿悟”这种在过去看来非常“神奇”的体验，都变得可控了，这就是“大成智慧”的奇效。

　　最后，钱老总结道：“我用了70年的学习才悟到以上道理，太长了，能不能用不到20年就学到？可以的。用人机结合，用信息技术，用信息网络。第五次产业革命呵！”这就是为什么钱老反复呼吁要搞“大成智慧教育”，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成长之路，是可以复制的，只不过，他当年是机缘巧合走到了这一步，中间难免要走很多弯路，尤其是，当年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不能“人机结合”，现在回过头看，完全有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大跨度的打通和融合，虽然远远达不到钱老的水平，但“大成智慧”的底子是打下了，未来不可限量。尤其是将来，人体科学如果实现重大突破，搞“大成智慧教育”，只会时间更短成果更大。

　　此时，我们想起了钱老在《谈人的潜力》一文中说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使每个人都成为“圣贤”，就是有高度智慧的、有知识的和有素养的人。但我又想，还不能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这里还在搞人体科学，如果把人体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培养人的方面，把人的潜在能力发掘出来，那就又高出一层，不仅是人皆可为圣贤，而是人人皆可为“神仙”了！因此，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实际上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次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