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开头

　　起这个标题并不是想碰瓷列宁，只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标题最符合本文的主题——一份关于对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忽视妇女解放这一现象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对待妇女解放的指南。

　　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2025年的今天，无论是左圈(或者我们严格限制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团体)还是女权圈二者自2015年以及202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后均迎来了两次爆炸式发展，并且2020年之后的爆炸式发展是空前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的人数都迅速变多，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关于二者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然而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里以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女权主义者里则以女性占绝大多数——这一点在欧美和中日韩并没有差别，我在今年年初小红书上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交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种事情在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妇女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失败，而且这一巨大失败早已有之，不过是这种失败越来越大罢了。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妇女的话，无产阶级gm就不可能成功；然而在面对如今的情况，并且许多马主义者们对此没有丝毫的想要改变的紧迫性，这一现状迫使我写这篇文章来对此现象进行批判。

　　1. 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如何对待妇女解放的

　　绝大多数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妇女解放上面采取的态度是轻视、忽视乃至逃避、抗拒的态度，这与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在很多马主义者的潜意识里，无产阶级gm甚至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男性的任务，女性在其中扮演着不说可有可无，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一定要让这些人说妇女在无产阶级gm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承担什么任务的话，要么他们会考虑把一部分原本由他们认为的由男性承担的不太重要且危险性不高的任务分给女性，要么他们会直接让女性承担一切男性承担的任务并美其名曰男女平等——当然，如果他们考虑的更“周到”点，还会特别的把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允许女性从事的职业从里面剔掉，总而言之，如果说女性对无产阶级gm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独特意义的话，那就是一点也没有：女人能干的男人能干，女人不能干的男人也能干——哦，如果这帮人考虑的再“周到”一点，就可以把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光荣的任务作为女性的独特价值啦（也就是说，女性的独特意义就是生育和相夫教子，真是独独又特特呢）。

　　下面对当代国内马主义者在哪些方面对妇女解放的轻视做逐条批判：

　　1.1 对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理论层面的轻视

　　当代国内马主义者在对待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在理论层面往往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也就是说，马主义者不严肃对待妇女解放的理论问题，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当代国内马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的无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理论问题层面的无能——马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理论总是碎片化的、散乱的，或者干脆直接用阶级彻底替代掉性别问题，马主义者要么拒绝构建一个成体系的妇女解放理论，要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以极其生硬的方式搬到妇女问题的领域，这种生硬一方面表现在过于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表现在太不教条，前者指对阶级的过分强调将性别驱逐到了一个非常狭小乃至没有的区域，后者指完全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原则，因而在总体上是僵硬的、枯燥的以及不符合历史与现实因而毫无解释力的。

　　现在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有能力为妇女问题提供一个总体性的系统的理论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的是倍倍尔和恩格斯)力图为这一领域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女性主义者们也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分析妇女在历史和现实里遭受的一起困境，而这恰恰又引出了我要对当代国内马主义者批判的点——当代国内马主义者往往忽视了妇女解放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思想发展史，如果不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名气足够的大，以及《国家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前者，马主义者里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人根本就不会有多少，这一点完美的证据就是名气没有那么大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上，更不用说后来的蔡特金和柯伦泰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了，至于向警予和蔡畅这两位名气更低的人物，不少中国的马主义者在介绍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时甚至敢于直接跳过这两位直接从秋瑾跳到建国后！而女性主义的发展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主义，当代国内马主义者对此的了解程度简直可以用灾难形容！在当代国内马主义者津津乐道地讨论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和齐泽克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女权主义里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交叉女权主义这几个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流派和理论，他们甚至不知道女权主义是分为众多流派的！

　　上野千鹤子，一个在如今名气非常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资本的吹捧下火了起来，其代表作为《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正是这两本书使得上野千鹤子在中国彻底爆火，而在此之前，在外国学者梳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里，这位都没有被提到的资格——颇为讽刺的是，在被学界认为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女性主义者们没有一个在中国火起来，自然也得不到中国人包括马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关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马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们拿着上野千鹤子对轰的幽默场面——在这里，马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们的表现与那些只关注畅销读物的读者们无异，什么火他们就读什么，完全不在乎此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少。这里我们暂时不管女权主义者们，毕竟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他们写的；这里主要谈谈马主义者们，在这一领域表现出如此庸俗的态度，这要是放在马主义重点关注的领域不被人挂起来骂都得算他运气好。如果我们愿意对比上野千鹤子和那些史上留名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女权主义者的话，会发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不说不值一提，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对于马主义者们，上野千鹤子提出的理论对他们来说过于新颖，就仿佛原始人看见计算机一样，以至于甚至能有马主义者拿上野千鹤子去批判后现代女权主义这种唐完了的现象，他甚至还将上野千鹤子称作现代亚洲女性的先驱，我只能说资本你赢了。顺带一提，这位甚至能将上野千鹤子的“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被尊重”的理论称为“这既是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同时，又颠覆了性别主义的本质”我只能说也是神人的没边了。

　　1.2 对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实践层面的轻视

　　还是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对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理论层面的轻视自然也会导致在实践层面的轻视与无所作为，其首先表现在马主义者至今仍然是以男性为绝大多数，而马主义者们的实践同样也几乎看不到性别层面。就以目前国内的马主义者的实践为例，国内马主义者的实践一般分为这样几种：办报刊、工厂调研(所谓的“融工”)、工益活动(由vmz提出的“gm就是请客吃饭”)以及工人维权，而在这4种实践中均不存在将妇女问题单独提出来并视为重点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没有专门为妇女创办的马主义刊物、所谓的工厂调研的工厂基本是以男性工人占绝大多数的工厂、工益活动的对象更是以男性工人为主、工人维权则几乎就是帮助男性工人维权，极少看到帮助女性工人维权的案例；甚至实践者们不仅不将妇女问题单独提出来，反而还反对将妇女问题单独提出来，认为强调妇女强调性别是在“分化无产阶级”——哪怕他们的实践根本就没有辐射到多少妇女，而这种现象正是由于马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在实践层面的轻视导致的——当然，更进一步的是对理论层面的轻视。

　　现在的女性，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无论其年龄如何，绝大多数均不对马主义有什么兴趣和喜爱，然而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却各有各的不同，而且即便是马主义内部的女性马主义者，其往往更像是吉祥物一般——自认为是马主义者的女性往往理论不精，而且同样抗拒谈论性别问题，而懂马主义又喜欢谈性别问题的女性往往更愿意把自己认定为女权主义者而非马主义者——请注意，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不是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女权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妇女解放而非实现共产主义，对马主义女权主义者而言马主义仅仅只是一种分析工具，你和她们谈党性她们只会觉得好笑。

　　对实践的轻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方面就是对过去式妇女解放实践的轻视。这一点我在1.1里轻描淡写地提过一点，但在我看来，这种对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历史的轻视既是理论层面的也是实践层面的——而且主要是实践层面的。没有实践的需要，自然就没有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轻视过去的实践是因为现在也不想实践。这一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马主义者在性别领域的全面失败——目前的性别领域基本就是女权主义者和男权的对轰，马主义者只能在自己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偶尔谈一谈以彰显自己还是在乎妇女问题的——当然更有一些马主义者直接拒绝谈论性别问题并认为谈论性别问题就是在转移阶级矛盾。

　　2.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妇女和妇女解放

　　2.1 态度层面

　　首先就是我们的态度问题，我们必须为我们忽视妇女问题做认真且严肃的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正确认识自身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就很难期待一个好的结局。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的力量并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并不意味着完全服从妇女的意志，而恰恰是要去影响妇女的意志(注意是影响而非强迫)，去吸引妇女加入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把妇女的力量变成gm自身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毕竟如果我们忽视占无产阶级人数近乎一半的人口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联合这近乎一半的力量，我们是不能说我们真正联合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而且，倘若我们的忽视引发妇女的不满，最终导致妇女走向了敌对的那边，那我们的胜利就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

　　妇女的力量是必要的，因而妇女解放运动是必要的，因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必要的，这一必要性对一切马主义者都是适用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承认父权制与性别压迫，或者认为其“本质”上是阶级压迫，但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性别压迫的议题，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承认父权制的存在，以及性别压迫的存在，性别压迫在本质上当然是阶级压迫，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性别压迫可以被直接还原成经济压迫，性别压迫是普遍的阶级压迫在性别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因而有其特殊性，不能直接将其还原成普遍意味的阶级压迫。

　　2.2 理论层面

　　其次就是理论层面，还是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我们必须在理论层面重视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过去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都是我们研究当前社会父权制与性别压迫的理论资源，我们既不能由于宗派主义只看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也不能只看女权主义，二者应当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其实已经停滞很久了，其需要我们进行一定的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而女权主义，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这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绝非意味着女权主义理论是没有价值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就认为其没有任何价值，真理总是潜藏在谬误之中，我们要做的是批判的吸收女权主义的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就妇女解放而言，首先当然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然后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相关文献（这里可以考虑看当代学者对过去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而不需要真的去找最原始的版本），最后就是妇女运动史，包括苏联的和中国的妇女运动史均需要关注。就女权主义而言，自然首先需要对主要的女权主义各流派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了解各流派的核心观点与主张，而后便是对三波女权运动的了解，最后便是重点关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女权主义流派的理论。

　　最后，我们不仅要学习旧有的理论，我们还要能利用旧有理论对现实社会做出有力的解释，以将人民群众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2.3 实践层面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为中国最早女性刊物之一。

　　简而言之，我们要在各个领域为妇女解放开辟一个专门的阵地，比如就办报刊而言，我们需要办一个专门面向妇女的特刊，这种刊物专门讨论妇女所关心的事情，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去分析妇女面对的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方案，就算目前暂时给不了解决方案，能把议题往前推动一步也是好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把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完全的区分与独立开来，恰恰相反，我们要牢牢把握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统一性，即不存在不包含妇女解放的阶级解放，也不存在不从属于阶级解放的妇女解放——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决不能真正解放妇女，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本身就高度依赖于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因而妇女解放的阵地同样也需要讨论妇女问题以外的问题，而其他领域也同样应当涉及妇女问题，只不过妇女解放的阵地的主要任务是关注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

　　其次，专门的阵地就需要专门的人员，因此我们必须尝试组建一个专门的团体来从事该项工作，该团体应当从属于某个更高团体的领导，同时该团体也有义务为提高整个大团体的妇女解放斗争意识而努力，而上级团体一方面要领导该团体，这意味着上级团体也应当重点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另一方面应当配合该团体，这样该团体才能真正地做出成绩。

　　最后，该团体绝不应当限于自娱自乐，性别问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马主义对现实的突破口，这是由当前的社会形势决定的。马主义者应当积极地作为第三势力加入女权主义者与男权反动分子的对轰之中，在这一舆论领域开辟出自己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向其他方向破圈，而这本身就恰恰要求我们首先要重视性别问题，重视妇女解放，重视妇女本身的力量。

　　结语

　　在这份批判与指南中，我们已明确指出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严重不足，并深刻反思了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忽视妇女解放不仅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使得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变得更加遥远。正如列宁所言，若不能争取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妇女，无产阶级革命便不可能成功。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正视妇女的力量及其在革命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结合历史与现实，借鉴过往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并积极投身于实践之中。唯有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紧密结合，通过具体的行动开辟专门阵地，组建专业团队，才能真正吸引和团结广大妇女同胞，共同对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只有这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