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有明显的制度差异，这是基本常识，两国之间也存在很多根本性的价值分歧。关于社资之争，以往有过很多讨论。本文仅强调阶级视角，即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作用？尤其是如何看待现代世界的普世资产阶级霸权？这种差异，足以凸显中美两国的根本分歧，也是双方在价值判断上的最重大的差异。
美式舆论宣传，一向鼓吹自由民主为典范，向全世界输出资产阶级民主，号称反对专制，推翻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尽管这事实上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传销论调，美国也并非言行一致。比如西班牙，智利，以及一些亚洲和中东国家，美国都长期支持极右翼独裁者。但由于美国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并掌控全球舆论，大量受众反复洗脑，长期持续，愈发坚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普世真理。
（1973年，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右翼军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任内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镇压工会，残酷打击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及共产主义支持者）
美式民主的制度设计，三权分立，强调资产阶级主导的宪政和法治特性，鼓吹自由主义，反对各种独裁专制。但无论怎么宣传，美国主流媒体事实上几乎从不批判资产阶级。美国的舆论一边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的人民领袖，妖魔化“红太阳”，一边又不断塑造美国梦的资产阶级卡里斯玛，宣扬“资本领袖”神话。这正是美国观念的本质。
一些经典案例，美国的超级富豪，成功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人，资产阶级舆论经过精心包装，塑造出各种光芒万丈的“红太阳”。这些人都是呼风唤雨，招摇过市，动用手中超级财富，经常为所欲为。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如爱泼斯坦遭到曝光后，迅速披露出“萝莉岛”豪华宾馆的丑闻，未成年少女性服务案，美国梦的本质随之显露。
对爱泼斯坦的案件，美国媒体一度炒作，比尔·盖茨等多人卷入其中。但没过多久，爱泼斯坦就突然吊死在美国“监护最严密”的监狱里。警方结论称爱泼斯坦是自杀，也有验尸官根据尸体特征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是他杀。关键时刻，监狱的现场监控录像却因设备损坏缺失，调查不了了之。
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不愿面对上述残酷真相。在自由政体中，美国为所欲为的独裁者，专制领袖，并非白宫和国会山的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也不是那些四处活动募集竞选资金的社会意见领袖。各种中介代理人，官僚知识精英群体，其实都是工业流水线上的配角，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霸权临时聘用的“雇佣兵”。
然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白宫和国会山如何换届，那些巍然不动的顶级富豪，正如比尔·盖茨之流，富可敌国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手中牢牢掌控的“铁打的财富”，才真正意味着绝对的权力。这些大财团的实际控制者，超级富豪，才是美国的绝对权力核心。
这就是美国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文化底色，由此设定资产阶级毋庸置疑的优越性，“上帝选民”手握绝对权力。美国的制度，规则，宣传，意识形态，一切动听口号，本质上都是源于资产阶级霸权操控的文化产品，最终目标是快速制造利润，最高目标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
与美国相反，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建国叙事，与资产阶级的世界霸权叙事针锋相对。新中国社会制度的安排，基本假设，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美式制度中关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和良善假定。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在整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时刻抑制资产阶级的权力垄断，同时也充分激发人民的主权意识，激发群众的创造力，提高生产力。这并非是通过私有制和鼓励逐利来实现社会发展，而是通过公有制和革命理念实现广泛的全民创新和生产力提升。在这一过程里，资产阶级叙事缺乏合法性。
新中国建立之初，其文化假定是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尚未陷入异化的人类状态，相对于资产阶级呈现出“自然正当”底色，更具合理性。新中国的一切制度，规则，宣传，意识形态，必须由工人阶级控制，最终目的并非逐利，最高目标也不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是通过“为人民服务”的公益理念广泛服务社会。
毛泽东推动社会革命，成功促进作为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体不断跃迁，持续、全面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由此获得巨大的飞跃。虽然到1978后，情况逐渐变得异常复杂，但新中国的文化底色仍是1949建国后确立的共识。以毛泽东时代为代表，由无产阶级承载的初心和使命在人民共和国“改天换地”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对照下来，中美两国存在对立的人性假定。美国的制度基础是功利主义，充分鼓励私欲，为实现普遍逐利，这就要释放人性中隐含的邪恶欲望，哪怕很多人会不惜为此作恶，这才能以最大化方式刺激物质需求。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宣扬“以恶制恶”的权力制衡模式，通过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在社会中形成相互制约的力量。
美国模式是在自由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动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工具，设置出各种形式合理性，程序正义，规则体系，确保斗争处于可控状态。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资产阶级操纵的法权以及形式合理性让这种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激烈斗争形式源源不断转化为资本财团手中的滚滚利润。
这才是美国的本质。从政治生态学角度看，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核心理念，其实是利润至上。但与资产阶级宣扬的形式合理性及其价值判断相反，利润的最高地位又必然会遮蔽真理和社会正义。资产阶级控制舆论不断虚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道德理想国，但事实是资产阶级的力量无孔不入，糖衣炮弹无坚不摧。这种充分释放物欲制造利润的政治生态假定，实际上又高度类似于自然界的病毒演化模式。
众所周知，病毒种群在本质上是反常的生物形态，有很强的破坏性，会消灭正常生命的演化形式。自私的基因编码形成了“若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元规则，这是执行物欲的绝对命令，彻底不问是非，抹杀道德。但病毒种群在最残酷的生存竞赛中，又极富活力和生命力，在生态环境中高速演化，为逐利不择手段，大量获得生存资源。
自由社会的神话，美国不断鼓动“自私基因”（私有制）这一普世真理形态的成功秘密，其实正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性中隐含的病毒文化特性。尤其当美国作为现代世界的资产阶级大本营，各种病毒种群汇聚一堂，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所谓相互制衡，但集体性的逐利目标却高度趋于一致，由此必然快速催生大量利润，到处疯狂掠夺世界资源。这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世界中心特性，也是美国现代化模式的本质。
但中国模式隐含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基因却绝非如此。以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为代表，普遍的革命意识绝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只能是由无产阶级代表的人类最高价值。中国的制度基础绝非功利主义原则，并不是到处宣扬“自私的基因”，充分鼓励私欲，而是鼓励人性中隐含的革命理想和道德追求。以雷锋精神为代表，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应当秉承无产阶级的初心和使命，最大限度地助人为乐，激励各种好人好事，促成人类文明的自我革命，也不断促成更美好的人类形态。
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中国的革命道路、文化理念和发展模式，绝非简单鼓励人们最大化释放各种物质欲望，走向无止境的纵欲和逐利人格，而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和崇高理想人格，充分利用哪怕最有限的资源，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能最广泛地激发出足以改天换地的巨大人类潜能。
由此可见，新中国形成的核心文化理念，不是基于逐利和掠夺特性的病毒文化范式，而是基于革命理想和崇高道德的生态文明范式。除非美国出现变革，否则，以1949新中国为代表的人性和文化范式，关于道德、理想和革命的基本假定，事实上无法与美式病毒文化与异化人格长期共存，更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最高原型接纳普遍异化的逐利诉求。这种人性和文化假定的差异，也凸显出中美两国难以调和的根本分歧。
尽管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利润水涨船高，但随着资产阶级难以避免的异化、快速腐化，“以恶制恶”的制衡机制终会失效，集体作恶难以避免。于是，在资产阶级霸权文化的引导下，人们普遍惟利是图，想方设法藏污纳垢，一边到处主打精美传销广告，一边又四处吸金，最大限度容纳各种病毒人格，内在的社会冲突因而难以调和。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充斥的唯心主义蛊惑，事实上会脱离实际，趋于特定形态的人性和文化假定，也具有特定的利润和权力诉求。随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效应，生存竞争的白热化，阶级的固化，绝对权力的腐化，各种垄断组织，必然加剧社会冲突，最终催生超级病毒种群的竞赛，广泛恶化人类的生存模式，因而注定不可持续。
中美之间的巨大分歧，绝非如以往资产阶级学者所描述，“美国代表民主，中国代表专制”。对人民领袖的诋毁，称“红太阳”是独裁者，都是源于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理论。从毛泽东的思考分析，资产阶级无法代表人民，普世霸权也不能代表民主，它们只是代表现代世界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和私有制设计的异化方向，包装异常精美，内核却是高级专制和堕落独裁形象。
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也表明，无产阶级的普遍觉醒，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深入人类灵魂的革命进程，都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初心和使命的必要手段。针对资产阶级的绝对权力及其形式合理性，人民群众的主权意识，人民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超越，不可预测的游击战特性，基于“自我革命”理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随时随地”的监督和制衡，正是有效打击资产阶级世界霸权及其病毒逐利人格的最有效手段。这是无产阶级政治生态学和深层权力制衡理论的必然推论。
随着现代危机日益深重，只有抛开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蛊惑，回归无产阶级的原初视角，才能深刻理解中美上述分歧。毛泽东史无前例的超前思考，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召唤道德和革命理想，才能让人类文明摆脱资产阶级世界霸权的集体堕落轨迹，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基于“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普世价值，避免现代世界的“此在”形式继续朝着超级病毒种群方向不断高速演化的悲剧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