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领袖的挫败

　　——1968年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与马丁·路德·金（上）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参与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运动期间遇刺身亡。后来，他的诞辰在里根任上成为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黑人教会牧师与非暴力主义者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联邦法定节假日。往事如烟，昔日对MLK（马丁·路德·金的简称，下同）是“以行动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已经鲜有人提及，只剩一些围绕丑闻展开的论战与不切实际的指望。往往，他只是被“去政治化”地塑造成美式“通三统”中牢不可破的一环。想要理解他为何于自身生命与民权运动的末期转向追求经济正义，融合民权与劳工运动，我们就要回到具有标志性的那场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去。

　　一、十字路口上的马丁·路德·金与民权运动

　　（一）民权运动的第二阶段

　　1963年，民权运动的六巨头（The Big Six）云集华盛顿，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次年7月2日，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意在禁止不平等的选民登记要求，学校和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以及就业歧视。同年12月，MLK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到此为止，可以说MLK个人与其所致力于的民权运动已经达成了非凡的成就，并即将进入高峰期。然而光辉之下暗流汹涌，运动正在遭受挫折，内部分化愈发剧烈需要发生转变，MLK本人也是如此。两者都处于一个命运未卜的十字路口。

　　正如在MLK在1963年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所言，他被困在“黑人社区的两股对立力量中间”。一个是“一股自满的力量，部分由黑人组成，由于长期的压迫......已经适应了种族隔离;以及少数中产阶级黑人的一部分，由于一定程度的学术和经济安全，以及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隔离获利，他们对群众的问题变得麻木不仁”。另一个“由对美国失去信心的人组成”，他们的“苦涩和仇恨......在全国各地涌现的各种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中表达出来”。前者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白人社会的黑人教会牧师、企业家与中产精英，他们“代表”着黑人社区，并主宰着其中很一大部分资源，运动不得不依靠他们进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在帮白人管理甚至出卖同胞以换取利益或认同。金寄予厚望的白人“温和派”中不少对解决美国社会问题一事更是麻木不堪。后者主要是痛苦不堪但充满斗志的广大黑人贫民与无产阶级，他们对当时以MLK为代表的黑人精英来说他们激进且盲动。在种族隔离的压迫与两者的张力间，则应运而生出更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组织与活动家，比如SNCC（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从中脱颖而出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1960年南方大学的静坐活动中诞生。参与其创始过程的SCLC（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MLK创建的民权组织 ）主任埃拉·贝克（Ella Baker）明确将其与以SCLC和NAACP（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代表的“守旧派”区分开来，并批评了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观点立即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因为他们大多已经厌倦了MLK对非暴力的执着，并尤其是对他依靠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善意和支持开展黑人自由运动的战略充满怀疑。

　　1964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正在组建MFDP（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以巩固黑人投票权。8月，该党派出当地民选的代表参加了当年夏天在大西洋城举行的全国民主党代表大会，目的是取代既往全员白人的密西西比州代表团。他们一到那里，林登·约翰逊和民主党就给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他们达成一个腐朽的妥协：MFDP最多只能获得两张选票，其余六十二名代表都将作为大会的“来宾”就座，同时承诺在下一届大会组成该州代表团时废除一切种族歧视条款。但他们顽强抵抗，而这激怒了民主党建制派。从那时起，MFDP便开始遭受他们的的全面围剿。

　　SNCC的成员一无所获，只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悲哀。据一名运动老将回忆：“对许多人来说，大西洋城是纯真的终结。”SNCC的领导人鲍勃·摩西（Bob Moses）称其为“运动的分水岭”，“因为在那之前，你或多或少都在民主党内展开工作”，从今往后“再也不会了”。随后他本人则很快完全退出了运动。另一名工作人员认为：“我们被哄骗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揭露不公正，以便美国的‘好’人能够消除它们......在大西洋城之后，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民权，而是为了解放”。卡迈克尔则宣称：“如果你想在内部努力，就会上当受骗。对黑人来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外部发动破坏性复仇。”

　　1966年6月，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在反恐惧游行（March Against Fear）的第二天被一名白人二战老兵枪杀。当时任SNCC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继续游行时被捕时，他愤怒地高喊出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黑人权力”口号：“我已经被捕27次，我不会再去坐牢了！阻止他们白人殴打我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接管一切。我们现在要开始讲黑人权力（Black power）！”

　　“黑人权力”运动一出，就连以往支持金的媒体，如《民族报》（The Nation），都断言他的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安德鲁・科普坎德（Andrew Kopkind）更是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宣称：“他已经被他的时代抛弃”。

　　然而，南方的黑人工人阶级不一定比来自北方的黑人学生更容易受到分离主义的吸引。在一个一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当中，树立广泛的种族自信自然十分重要。但在SNCC中，分离主义转向实际上是由北方学生为主的亚特兰大核心活动家推动，其中一些人曾“参与了以城市为基础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例如NOI（The Nation of Islam，YSL民族）”。而该运动后来也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认为，“尽管卡迈克尔认为自己与贫穷黑人的利益一致，”但“在他的演讲中，他很少关注黑人的经济问题，而是提出了吸引所有阶层黑人的想法”。

　　其实在这一时期，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也随着运动的跌宕起伏发生改变。

　　1965年8月6日，林登·约翰逊签署了确保全国少数族裔的投票权的《投票权法案》。一天后，警察的暴行在洛杉矶以黑人为主的瓦茨社区引发了骚乱，史称瓦茨骚乱（Watts riots）。近14000名加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成员参与了镇压。这场骚乱最终导致34人死亡，1000人受伤。马丁·路德·金前往该地试图缓解局势，但遭到了年轻人的嘲笑，他们认为MLK是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许多新左派人士开始抛弃与金的联盟，认为他不够激进。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F. Williams)等人谴责金的非暴力主义缺乏男子气概且无效。

　　这一年，他多次在纽约的65区大会上讲话。他认为瓦茨骚乱表明过去的运动严重忽视了北方存在的民权问题。北方黑人没有从南方的斗争中获利，其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黑人与民权的联盟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动运动普惠整个美国。他认为需要“转移斗争的重点……除非根源得到解决，否则这种紧张局势不会缓解”并从劳工的角度解释了原因：自动化的“破坏性飓风”正在“席卷工作岗位和工作标准”，导致许多年轻黑人失业。非技术性工作的机械化不仅会破坏黑人社区的稳定，还会削弱工会，因为“在有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地方，有组织的劳工无法真正得到保障”。

　　MLK在第二年的夏天则受尽了右派的攻击。当他在芝加哥郊外领导开放住房游行示威的时候，新纳粹和普通的白人屋主因他的鲜血而尖叫。当金和其他游行人员试图在密西西比举行反恐惧游行时，他们遭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和联邦警察残酷的镇压。与此同时，种族主义组织和联邦调查局在反间谍活动中正在瞄准任何拥有大量跟随者的活动家。

　　1967年，马丁·路德·金或许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黑人权力”运动和骚乱已经掩盖住了他的声音。过去十几年不间断的运动使群众们身心俱疲，甚至渴望起秩序。为了应对运动的分裂与萎靡，他提出把民权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在处于十字路口的白人美国充分实现种族平等与经济正义。

　　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哈莱姆区河滨教堂（Harlem's Riverside Church）的演讲中将国外战争中的杀戮与国内的种族主义和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在大篇幅讨论越南独立斗争的历史后，MLK开始谈起战争对被征召入伍的美国年轻人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分钟里，我试图让那些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并理解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的论点，但我对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深感忧虑。因为我想到，我们让他们在越南所经受的，不仅仅是在任何一场军队相互对峙并寻求毁灭的战争中所经历的残酷过程。我们还在这个死亡过程中加入了冷嘲热讽，因为他们在那里呆上一小段时间后就一定会知道，我们称之为战斗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政府把他们送进了越南人的斗争中，而更老练的人肯定会意识到，我们站在富人和有保障的人一边，却给穷人制造了地狱。

　　那些曾充满“善意和支持”的自由派立即普遍展开谴责MLK。《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金博士的错误》的社论，质疑他“将两个截然不同且独立的公共问题（战争和贫困）放到一起……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认为“金已经削弱了他对事业、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芝加哥论坛报》称其言论为“无稽之谈”。NAACP董事会一致谴责了这次演讲。林登·约翰逊的一名顾问则告诉他，MLK已经投共。金先前与白宫建立的联系已经中断。MLK越谈论战争,他作为“民权领袖”的影响力就越小。

　　5月2日，他在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民权》的演讲中对卡车司机工会815地方工会的成员说，要进一步推动劳工和民权的联盟，尽管这一联盟在争取平等的政治和宪法权利的自由运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目标：追求经济正义，通过彻底的改革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交织在一起的种族歧视和经济贫困。

　　8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SCLC大会上，金深刻地思考了如何重建美国社会的问题。在场外，他以一种“略显压抑、听天由命”的方式与一位记者交谈，告诉他美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黑人自由运动在立法和司法上的胜利只不过浮于表面，城市黑人与穷人的危机还在持续。MLK说自己计划发起一场非暴力运动以应对战争、贫困和种族压迫等问题。他希望SCLC将成千上万的人从美国贫困城市带到首都华盛顿特区露营。他们将形成一个“帐篷城”并举办大规模游行和集会。运动要组织大规模公民阻塞交通，关闭政府大楼，直到总统或国会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或保证收入。“这就像是对国家做出最后的呼吁，呼吁他们响应非暴力。”金说，如果这个策略失败了，他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国家，‘我已经尽力了。’”

　　迈克尔·K·哈尼（Michael K.Honey）认为“马丁·路德·金将穷人运动视为超越过去限制的一种方式，在穷人中创造一场新的、跨种族的、基于阶级的运动”。但当穷人运动于1968年1月正式启动时，早期的迹象显示运动的未来并不乐观。

　　这场运动难以与劳动人民建立牢固的组织联系。SCLC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力资源和组织架构。即便金苦苦恳求，组织中的的中产阶级神职人员仍旧对建设一个工人和穷人的多种族组织兴致索然。1968年2月，金用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将150名牧师召集在迈阿密举行了“牧师领导力培训项目”。在会上，MLK在告诉他们要以耶稣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者”为榜样践行一种“危险的利他主义”，在接下的穷人运动中利用教会的力量来动员穷人，改变美国。会上分发的一份文件认为“黑人传教士和黑人教会”拥有重建黑人社区的“最大潜在力量”，但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大多数人都对所谓“穷人运动”置若罔闻。金只能痛心疾首地告诉自己的幕僚：“这场群众运动中没有群众”。

　　MLK的不少战友也不赞同穷人运动。贝亚德·鲁斯汀（Bayard Rustin）在1月29日召开的金的幕僚会议上指出，穷人们占领首都只会加剧白人的反弹，从而推动右翼在1968年选举中获得胜利。3月初，SCLC董事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马里恩·洛根（Marion Logan）向董事会其他成员散发了一份备忘录，以同样的理由反对这场运动。金试图让她收回备忘录，但没有成功。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则希望组织将精力投入到利用地方性的经济抵制来迫使工业企业雇用黑人，改善贫民区经济状况的“面包篮子行动”（Operation Breadbasket）中。

　　金身上并非没有问题。他既缺乏发起穷人运动的手段，又迷信人们能够团结起来斗争战胜一切困难。他认为即便短期内无法实现目标，也能借运动将人团结起来，行使义举。黑人自由运动的老将们有充分理由质疑金的“穷人运动”。他似乎强调的是动员，而非建立真正的基层组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牧师和组织者的能力。过去，金擅长突入危机情境，借助当地运动的势头，对其进行宣传，并鼓舞大批群众。而这正是参与创建SNCC的埃拉·贝克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的。鲁斯廷也认为，金的力量不在于自下而上地组织一场运动，而在于动员人们支持一场已经展开的运动。

　　随着MLK与联邦政府的关系破裂，发起“穷人运动”，反对他的浪潮达到了顶峰。一直以来，联邦调查局的老皇帝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就视金为种族威胁。1963年的华盛顿大游行使胡佛更为恼火，他公开称金是“全美最臭名昭著的骗子”，并私下命令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得知有人密谋杀害金时不要警告他。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开始的当天，一位愤怒的爱国者写信给他：“这个披着肮脏的基督教黑布，渴望权力的邪恶黑魔鬼（指MLK），是一个偏执狂、煽动者、共产主义同伙和反美怪人。”他还说，金令人作呕的“保障黑人工资”提议是一个由俄罗斯和东大资助的阴谋。还有右翼人士声称金购买了12000支雷明顿自动步枪用于贫民窟起义，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真的派特工前往雷明顿公司调查此事。1968年3月，胡佛决定削弱和抹黑金和他的“穷人运动”。

　　尽管如此，不久之后，MLK还是犹如飞蛾扑火一般迫不及待地前往孟菲斯，希望从环卫工人的罢工那里获得运动的样板与群众的支持。

　　（二）“社会主义者”马丁·路德·金

　　将反越战与穷人运动看成民权运动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或许有将MLK人为割裂的嫌疑。但也不应该像现如今一些美国左派，比如民主社会主义者与黑人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将马丁·路德·金追溯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或一个始终有着明确的左翼议程和工人运动倾向的“先知先觉”者。尽管他们常常列举以下段落：

　　1952年，23岁的MLK在给科雷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的情书中写道：“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无视它的相对优点。它一开始的动机崇高且伟大，即阻止贵族的贸易垄断，但就像大多数人类制度一样，它也化身为自己曾反对的恶龙。所以如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用处。它在制度性地从大众那里拿走必需品，给阶级提供奢侈品......我们的经济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当然是必要的。我当然欢迎工业国有化的那一天到来。”

　　1966年，金在SCLC的一次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资本主义出问题了，在这个国家“必须有更好的财富分配”。他提出：“也许，美国必须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1968年，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金这样描述他在SCLC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说我们正在参与阶级斗争。”

　　“MLK是社会主义者”这一观点论据充分，但相较真实的历史略有失真。并且它的形成与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某种现实需要。但马丁·路德·金确实在早期就或多或少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anti-communism与罗斯福时期民主党缔造的新政自由主义。

　　MLK一生只参与过几次罢工，但他很早就认识到“种族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密不可分”，并且在暑期兼职工作期间亲眼目睹了南方可怕的贫困和剥削，从而产生了“反资本主义情绪”。他在1948年至1951年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克罗泽神学院，并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他的一位老师和最亲密的伙伴J.皮斯·巴伯尔牧师（Rev. J. Pious Barbour）认为，MLK“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面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和偏见、贫困的基础上，除非我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反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采纳了后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认同资本主义损害穷人和工人利益这一点。相反，金非常推崇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差就差在“没有坚持黑格尔”，据此设想了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基督教民主主义色彩的“第三条道路”。与他所尊重的前辈W.E.B.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不同，马丁·路德·金明确谴责了苏联，但他既没有使用简单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二元对立论来维护美国体制，也不支持“已经把我们带入了太多泥潭”的“非理性、执着的anti-communism”。

　　许多左翼人士早就在为黑人解放而斗争，并推动了60年代民权运动的产生，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金的坚定盟友。在参与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后，金通过卧铺车厢搬运工工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的地方领导人E.D.尼克松（E.D.Nixon）结识了该组织与其创始人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 ）。伦道夫是一名老资历的黑人社会主义者，并组织了第一个由非裔美国人领导的成功工会。当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开始时，他立即向卧铺车厢搬运工工会的地方工会主席和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NAACP领导人提供了帮助。随后，金又结识了前美共成员贝亚德·鲁斯汀、日后的顾问和代笔斯坦利·列维森（Stanley Levison）与UAW（United Auto Workers，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菲利普·鲁瑟（Walter Philip Reuther）等人。正是伦道夫与鲁斯汀一起发起并监督了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金认识许许多多参与劳工运动的左翼人士，因为他们组织了大量少数族裔工人，并且关心民权议题。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和1199：全国医护工人联盟都将他列为荣誉会员。他也毫不忌讳地批评工会中的种族主义，并因此与当时AFL-CIO的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发生冲突。

　　MLK将黑人与劳工的联盟视为推进变革的重要动力。1961年，金在AFL-CIO四届制宪会议上发表题为《如果黑人赢了，劳工也就赢了》的演讲。他指出在历史上“黑人几乎全是劳动人民”，所以黑人和劳工遭受同样的压迫，拥有共同的利益。但MLK也批评了AFL-CIO中的种族主义，并警告说如果劳工不能帮助民权的进步，那么贫困与自动化将制造出无穷无尽的产业后备军，从而阻碍劳工权利的进步。只要劳工运动和黑人自由运动团联合，就能在南方高速的工业化中建立民主制，消除肤色与种族的差异。金预言，除非一个强大的劳工-民权和社区联盟出手，否则一个由商业巨头、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极右势力就可能会对“美国人生活中的一切正派和公平”造成威胁。有组织的劳工在未来可能会就此迎来衰退。金持续督促工会吸纳有色族裔，建立反抗极右势力的联盟。后来，他又向UAW主席沃尔特·菲利普·鲁瑟建议：或许可以由UAW培训SCLC的员工，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民权运动真正地融入了工人和失业者的组织”。

　　总的来讲，可以说金在激进化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支持民权工会主义，其思想具有反资本主义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影响。正因如此，他才会去追求经济正义，并在迷茫当中与同样深陷困境的孟菲斯环卫工人一拍即合，重视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并希望以此为起点，达成占领华盛顿的壮举。

　　参考

　　Michael K.Honey,Going Down Jericho Road: The Memphis Strike, Martin Luther King’s Last Campaign,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Michael K. Honey,Southern labor and black civil rights : organizing Memphis

　　worker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Michael K.Honey,Martin Luther King Understood Solidarity：https://jacobin.com/2023/06/mlk-jonathan-eig-biography-labor-civil-rights

　　The Making of Jericho Road—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oney：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atc/1296.html

　　Paul Le Blanc,Martin Luther King:Christian Core, Socialist Bedrock: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atc/1030.html

　　Brian Kelly,Unfinished business: Martin Luther King in Memphis:

　　https://isj.org.uk/unfinished-business-martin-luther-king-in-memphis/

　　Brian Jones,The unfinished struggle: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08/04/04/king-unfinished-struggle

　　Ted Conover，The Strike That Brought MLK to Memphis: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revisiting-sanitation-workers-strike-180967512/

　　Eljeer Hawkins,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 at 50–The Radical Legacy of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https://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8/01/29/poor-peoples-campaign-50-radical-legacy-dr-martin-luther-king-jr/

　　Debbie Elliott，When MLK Was Killed, He Was In Memphis Fighting For Economic Justice：https://www.npr.org/2018/03/28/597308044/the-memphis-sanitation-workers-strike-kings-last-cause-for-economic-justice

　　Matthew Miles Goodrich,The Forgotten Socialist Histor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ttps://inthesetimes.com/article/martin-luther-king-jr-day-socialism-capitalism

　　Sylvie Laurent,MLK Was an Exemplar of a Black Socialist Tradition:

　　https://jacobin.com/2023/04/martin-luther-king-jr-mlk-socialism-class-racial-justice-civil-rights-movement

　　Sylvie Laurent,MLK Was a Radical Who Hated Not Only Racial Subordination But Class Exploitation：https://jacobin.com/2021/04/mlk-martin-luther-king-poor-peoples-campaign

　　Steve Estes (2000) "I am a Man!": Race, Masculinity, and the 1968 Memphis

　　Sanitation Strike, Labor History, 41:2, 153-170, DOI: 10.1080/00236560050009914

　　穷人运动：全国呼吁道德复兴组织的官网：https://www.poorpeoplescampaign.org/

　　（美）马歇尔·弗拉迪著，李阳译：《马丁·路德·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月。

　　（美）哈利编，张露译：《所有劳工都有尊严》，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1月。

　　（美）威廉·J. 巴伯二世；乔纳森·威尔逊-哈特格罗夫著，崔传刚译：《白人贫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