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为什么说 “公有资本” 也是资本》（2025-05-2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司马懿）一文。文章认为：“资本，从本质上讲，是追求价值增殖的价值，其核心驱动力在于不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都难以摆脱这一基本属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公有资本所依托的公有制企业，同样需要在投入产出的循环中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例如，国有企业在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时，无论是扩大生产规模、投资新的项目，还是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其背后的一个重要考量便是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与私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形式上并无二致。从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润指标同样是衡量公有制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充分表明公有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与资本逐利的本质特征相吻合。”
司马懿这篇文章的主旨，当然是为所谓“国资、民资、外资”一视同仁制造理论依据。
即使用最肤浅的眼光也能看出，这篇文章说错了。“国资”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盈利”的！国资注定是要“赔本”“亏损”的。当年“改革”公有制企业，打的旗号全民所有制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亏损”严重。现在，为了“国、民、外资”一视同仁，使用的是“国有资本也唯利是图”“与私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形式上并无二致”。
我仍然举南京长江大桥为例。该桥，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公司”，是个常年需要国家“花钱”维护的公司，但是，因为不收“过路费”，所以建成五十多年来，一分利润都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当然“亏损”严重。要说亏损会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的边缘，那国家至少在50年前就崩溃了。但是，也就是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年代，中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工业、科技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甚至教育、医疗体系也极其完备，并没有看病难、住房难、入学难等社会问题。普遍性财政困难，教师发不出工资、政府发不出工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不知道该不该算是“崩溃”——恰恰是“市场经济”以来才出现的问题。
武器装备，研发、生产，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当年中国的武器装备，直接入库，或者是装备给解放军，也是“免费”的。中国武器装备，还大量“免费”支援给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进行了援越抗美战争，花费巨大，最终，美国人“耗”不过我们，认输了，服服帖帖地认输。
当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哪家需要“盈利”？比如，有哪家医院是“盈利”的？哪家学校是“盈利”的？哪家军工工厂、设计院是“盈利”的？没有，没有哪家是“盈利”的，也没有“亏损”的。它们对自己的商品、服务，没有定价权，由政府统一定价，满足劳动人民的工作生活需要。恐怕，商业、轻工业企业，盈利是可以的，亏损也是可能的。但是，重工业、尖端工业、军工业、农业、医疗、教育，是无法“盈利”的！是不能“盈利”的，也是“不必”盈利的。
企业靠“盈利”才能生存，政府靠税收才能运行，这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理论，并不是东方古代传统“国有制”经济理论，更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理论。西方的“利润”“税收”维持企业和政府运行的理论，其实刻意地回避了一个关键、本质问题：货币权力问题。
我个人这样认为：不从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角度，仅仅从所有制的角度，是讲不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区别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理论在回避货币权利的同时，又暗暗把这个权利，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货币权利的角度看，货币发行权和流通控制权掌握于私人、按照私有资本的需求发行货币的社会，称为私有制社会；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掌握于政权，按照公有制建设发展需要发行货币的社会，称为公有制社会。
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我认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社会”，而是“国有制”“半国有制社会”。土地，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是可以私有化的，但是，只要政权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则政权仍然有相当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反过来抑制土地私有化。
货币，是分配行业劳动力资源、平衡行业阶层利益、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发展重点、保障国计民生、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工具。私有制社会，在动员人力物力上，更加是完全依赖货币发行，或者就是抓壮丁、搞奴隶制。中国古代社会和社会主义，因为有充分的生产资料国（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在动员人力物力、形成国家建设发展重点、分配行业阶层利益上，对货币发行的依赖反而不那么大。如果公有制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则货币作为动员工具可以忽略、可以消失，但是，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工具，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因为充分掌握了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排除了私有资本对货币权利的篡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货币工具的依赖，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体系，所以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根据政治、军事、文化、外交需要发展各行业经济，突出政治需要、建设发展、经济斗争、民生保障等重点，形成各行业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态势。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
资本主义则不然。
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土地、工厂、工具等生产资料私有，这个马克思主义讲得清楚。但是，货币发行权私有，货币发行权并不掌握在政权手中，大家也许知道，但是，习以为常，以为这是货币的“常态”！熟视无睹，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是问题发生的根源所在。
据中国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是交换、即私有制发展的产物，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因为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征，所以“天然是货币”，并把这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我本人请教过相关专家，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又都说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货币理论专著。
我想，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的观点，其实是对资本主义货币本质、规律、特点的总结，并不代表马克思赞成这种货币理论，也不一定意味着马克思就赞成这种货币。
把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念，并推及社会主义货币，可能是一种误解。
按照西方货币理论和所谓的马克思货币观点，货币发行必须有“锚”，货币发行权在银行而不在政权，货币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而不是“分配行业劳动资源、分配行业阶层利益、形成国家动员能力”的工具，“货币没有政权和主权属性”，货币发行权可以委托给“央行”。我认为这是当前中国货币理论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不改正，则无法区分敌友，无法辨别是非，金融战不可能胜利，甚至，金融战根本无法展开。
理论问题，是是非问题；是非问题，决定了敌友问题；敌友问题的背后，才是战略战术问题。理论搞不清楚，则是非混淆、敌友混淆，也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当然也无法发起斗争。
掌握了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且货币发行只为私有利益服务，不为社会服务、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势力，我们称之为“金融资本势力”！
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本质是一种政治权力和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权利和权力，只能属于人民，由人民政权组织人民群众控制这个权力，享受其利益。窃取这个权力的势力，称为“金融资本势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这是“政权”的权力，根本否认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是人民的权利，而是认为这是“私人”的权力，攫取、垄断了这个权力和权利，成为金融资本。而“政权”因为要靠金融资本的“纳税”才能存在，所以，政权必须为“纳税人”服务，必须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一言一行必须听从“纳税人”的指导，政权，并不为人民服务！也不许为人民服务。所谓人权，其实是“纳税人”的“人权”，并不是全体公民的“人权”。
因为听信了美国的经济、货币、金融理论的误导，忽略了社会主义货币与资本主义货币的本质不同、作用不同，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央行制度，推动所谓“市场化”，政经分开、政企分开、政治与金融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货币发行权“委托”给了所谓央行。市场化之后，政权在丧失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情况下，就丧失了运用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手段，分配行业劳动力、平衡行业阶层利益、形成国家建设发展重点、科学塑造行业比例、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工具！这个工具反而被所谓央行所控制，而央行又没有充分的货币发行依据，所以，这个工具又在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储备美元、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幌子下，被奉送给了美国华尔街老财阀。
中国政府如何运行？社会保障如何解决？在丧失公有制主体、不能利用公有制经济体系直接动员人力物力、平衡行业阶层利益、分配行业劳动力资源、形成国家建设发展重点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指望货币发行！而又在丧失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指望“税收”。这样，即使国有企业，也不得不以盈利为目标，缴纳利、税以供政权运行，为了“利润、税收”又不得不乞求于外资、招商引资、出口创汇，导致中国经济“外向化”、殖民地化，壮大了外资经济和买办经济，沉重打击了公有制经济和民族经济，瓦解了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税收”量有限，必然导致政权运行捉襟见肘！所以，又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开放市场、出口创汇、开放金融，把教育、医疗也产业化，引入“社会资本”其实是各种私有资本。教育、医疗，遂成为中国的“大山”，社会、家庭、口人等问题产生而且根本无法解决，而政权的财政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发严重。这就是“饮鸩止渴”，越饮越渴。
不难理解，国有企业的“盈利”，是政权丧失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情况下，不得不如此。而且，即使如此，也解决不了政权运行问题，解决不了政治经济建设发展重点问题，解决不了民生社会保障问题，甚至解决不了财政问题。这应该是近四十多年的经济问题的根源。
司马懿的观点错在哪里呢？根据上文的论述，总结以下，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是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和权力，而是认为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是私有权利。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坚决否认货币的政权属性和主权属性。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是分配行业劳动力资源、平衡行业阶层利益、塑造行业比例科学、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重点、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关键工具。没有认识到，政权掌握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天经地义，并不能称之为“国有资本”“公有资本”或“国有金融资本”，就如国家军队不能称为“私有军队”一样。只有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被私人势力篡夺了或者被外部势力窃取，才能称之为“金融资本”。
二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可以让政权直接动员人力物力、分配行业阶层利益、形成国家建设发展重点、支撑政权动员能力，对货币发行的依赖并不严重。但在因为市场化而丧失公有制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政权对货币发行这个工具的依赖就必然加重。
三是没有认识到，在国家丧失公有制主体地位、又丧失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只能指望利润、税收过日子。所以，国有企业才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追求“盈利”，以获取部分货币权利，供养政权，勉强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工程，解决民生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纳税，与私有资本的纳税，本质意义完全不同。即使如此，私有企业的纳税，也非常之少，能逃就逃，能避就避。国有经济、民族经济才是主要利润、税源所在。
四是没有意识到，国有企业想盈利，其实非常容易，并不需要什么科技革新。只要控制工商业体系、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即可。美国的医疗技术，愚昧落后野蛮，但是价格却高得离奇，原因，即是医疗体系完全控制在资本手中，定价权也当然在医疗资本手中。同样，美国的教育体系也烂得很，但是，学费却可以很高，甚至还能吸引众多留学生。
但即使如此，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不如市场价那么高。比如，中国铁路一直掌握在政权手中，火车票的价格，可以几十年不涨。青藏铁路、航空航天等，如果从盈利的角度，根本不能发展，因为无利可图。
五是没有认识到当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从政权手中沦丧后，谁掌握了这个权利和权力，谁就金融资本家，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所谓金融资本，其实就是这种权力和权利！是十分抽象的东西。
六是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和流通控制权，只能属于政权，并由政权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需要，发行货币，把货币发行给公有制经济、民族经济，决不能发行给外资、买办经济。政权掌握货币权利，不能称之为“资本”。金融国际化市场化是篡权。
七是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奉送、窃取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其实就是奉送、篡夺人民政权！如果是外部势力篡夺、窃取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就是侵略！
八是没有认识到，那些因为篡夺、窃取了中国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势力，即使金融资本势力，其实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叛徒或内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和观念。
九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和观念，所以，当然不可能认识到所谓金融资本势力是叛徒和内奸，当然不会区分敌友。
十是因为没有敌友意识、不会区分敌友，所以，当然会把敌、我、友混为一谈，会强调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并不承认买办资本势力的存在。
十一是因为没有是非观念、敌友意识，所以，也当然没有金融战概念，也当然不会有金融斗争的战略战术。
“国有资本”“公有资本”这样的说法，显然忽略了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权属性，认为外资、买办资本攫取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也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把人民币的权利，奉送给了国内外的资本势力。显然，这透露出，各路资本，欲与人民政权并驾齐驱，最终当然是吞并人民政权。
“司马懿”的文章，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充满片面、机械，表面化、片面化、肤浅化，观点非常勉强，逻辑非常生硬，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