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持续牵动全球神经。“美欧是否在限制中国商品交易”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欧对华商品的限制并非单一、静态的政策,而是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地缘政治及产业竞争动态调整的复杂体系,既包含传统贸易壁垒的延续,也叠加了新兴领域的战略遏制。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不公平贸易”为由,对华加征大规模关税,涵盖钢铁、铝制品、光伏、家电等多个领域,虽经拜登政府部分调整,但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盟则更倾向于使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工具,例如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面板、陶瓷餐具等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拟征收临时或最终关税,美欧还通过技术标准、环保认证、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抬高中国商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近年来,美欧对华限制的重点从传统商品转向高科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口管制新规》,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先进芯片、半导体设备及相关技术,试图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欧盟则提出“去风险化”策略,在《欧盟经济安全战略》中强调减少对华关键依赖,在电动汽车、电池、稀土、云计算等领域加强对华审查,防止“技术溢出”和“供应链安全风险”。
美欧还通过外资审查、政府采购限制等手段,压缩中国商品的市场空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资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要求外国企业在欧盟并购或参与公共采购前申报接受的外国政府补贴,变相限制中国商品和企业的公平竞争,美欧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鼓励产业链从中国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转移,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区域贸易体系。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对美欧传统优势产业构成挑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世界工厂”地位,以及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快速突破,削弱了美欧的全球产业主导权,美欧通过限制中国商品,试图保护本土产业、维持技术垄断,并在规则制定权上占据优势。
将经济问题“安全化”是美欧对华限制的重要动因,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联合欧盟等盟友通过经济手段遏制中国发展;欧盟则在“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利益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中国“全面脱钩”,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美欧国内产业衰退、就业压力等问题,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府,推动对华限制性政策;而高科技企业则希望通过技术封锁延缓中国竞争,维持其市场地位,国内政治需求使美欧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更趋强硬。
美欧对华商品限制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也推高全球通胀成本,扰乱全球供应链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限制导致欧洲能源转型成本上升,芯片出口管制则加剧全球半导体短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贸易壁垒加剧将使2023年全球GDP增速放缓0.2%-0.3%。
面对美欧限制,中国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采取多维度应对策略:
美欧对华商品限制仍将持续,但“全面脱钩”不现实,也不符合各方利益,中国经济韧性强、市场潜力大,与美欧产业链深度融合,任何单边限制措施都将伤及自身,全球经贸格局可能呈现“有限脱钩、局部竞争、多元共存”的特征:美欧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对华遏制,但在传统消费品、农业等领域仍需中国供应链;中国则通过创新驱动和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