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事实
金融学的一个核心原理是，在有效市场中，预期收益与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与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肯尼斯·弗兰奇（Kenneth French）在199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股票回报的交叉截面》中提出三因子模型，随后扩展为五因子模型。根据他们基于1963年7月至2021年12月美国股市数据的研究，将股票按波动率从低到高分为十组，波动率最高组的年化平均收益比波动率最低组高出约4.5个百分点（来源：Fama/French数据图书馆）。美国财政部与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提供的长期数据显示：1928年至2021年，3个月期美国国债的年化收益率约为3.4%，其年度标准差（波动率）不到1%，从未出现名义亏损；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率约为11.5%，但年度标准差约为15%，其间经历了多次超过30%的年度跌幅，包括1931年（-43%）、2008年（-37%）和2020年3月快速下跌约34%（来源：彭博、雅虎财经）。另据瑞士信贷《2022年全球投资回报年鉴》，在全球38个国家的主要股票市场1900—2021年的长期数据中，股票相对国债的年均超额收益（即股权风险溢价）约为4.5%至5.5%，但各国股票市场发生跌幅超过30%的年份占比约为10%至15%。

分析
上述数据表明，高风险资产在长期统计中提供了更高的平均回报，但这种回报是对承担波动和潜在亏损的补偿，而不是确定性承诺。风险通常被定义为收益的标准差或下行风险（如最大回撤）。高波动资产可能在较长时间段内表现落后。以2000年至2009年的“失去的十年”为例，标普500指数在这十年间年化收益约为-1.0%，而美国国债的年化收益约为5.3%（来源：彭博）。这意味着，即便长期平均收益为正，中短期（甚至长达十年）内高风险资产仍可能跑输低风险资产。此外，风险并非单一维度。除了市场风险（系统性风险），个股还面临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例如，一家高增长科技公司可能既有高波动性，又面临技术迭代失败的风险，其历史波动率数据并不保证未来表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包括客观能力（投资期限、收入稳定性、应急资金）和主观意愿（对账面浮亏的心理承受力）。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约42%的年轻投资者因恐慌将股票转为现金，锁定了亏损并错失了随后2009年至2020年超过400%的反弹。

结论
风险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是投资决策的基础逻辑，但投资者应区分“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承担风险不保证获得正回报。合理的做法是：根据自身投资期限和最大可接受亏损，选择相应风险水平的资产或组合，并通过分散化降低非系统性风险。